刘工:论隐士文化

2015-09-05

作者:《中国潜流文化》 刘工

   隐士,旧指隐居不仕之士,当今又指过着悠闲生活情趣的闲人。隐者首先是士,即读书人。否则就无所谓隐不隐,或隐与不隐都一回事。“士”通“仕”,不仕,就是不在仕途。隐者终身在山乡水泽务农、采桑、放养鸡鸭等,或遁迹江湖游走,或卧于山野炊居。隐士似乎是神神秘秘的,像不食人间烟火的,又让人羡慕的世外高人。这些人与俗人的区别,在于生活不愁、衣食无忧,既无和尚的清心寡欲,又不同道士的超凡脱俗。这些人基本与诗酒茶禅、琴棋书画、花鸟鱼虫、树桩奇石,甚至猫狗鹿兔、孔雀仙鹤等相伴。当今,隐士生活中又增添了宠物美女、珍宝古器、西洋家具、金银玉石、洋酒咖啡、西餐料理等新玩意。虽然,此类人在历朝历代都有,但皆不可称为隐士,只是偷闲隐居一阵子罢了。

    如果说,隐士是中国官场之人、好文之人、赋闲之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不如说,隐士是一种做官之人的心计、好文之人的躲避、赋闲之人的乐道。就官场之人的“隐”而言,全然是寻机的隐身术。这种心计犹如官场上的称病不出、虚称年老体弱、家有烦事,甚至借口回乡丁忧等玩术。此“隐”实为心思种种,但又期望能筑一庭院,种花养草、饮茶聚酒、舞文弄墨,以求一种看似与世无争,实为绵里藏针,图谋东山或局外摇扇的“隐政”生活。隐士,总的来说就两种人士而已。即:仕隐和文隐。仕隐,则是做官之人因官场的“纠结归隐”;文隐,则为文人无所抱负的“无奈而隐”。前者有弄巧成拙的真隐,但多数是蓄意的假隐;后者是无奈之下不得不隐。晋代诗人王康琚写《反招隐诗》云:

    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

    伯夷窜首阳,老聃伏柱史。

    这首诗是说,隐士不必像古人伯夷一样的隐居山林,老子在朝廷中也是可以隐居的。王康琚认为:老子是真正的大彻大悟的隐士。其实不然,既“隐”又何必在乎居于何地?要想“超凡脱俗”,山林与朝廷的区别也只在地理位置上不同罢了,再有的区别就是头上的冠冕和屁股下的位子而已。

    中国历史上名气最大的“隐士”,当属三国时期的诸葛亮。但他也只是高卧隆中,自比管仲、乐毅,日夜分析天下政治形势,揣摩各帮政治家的心思,并未打算终老山林茅庐。是个典型的“隐而待仕”的高人。当诸葛亮遇到他心目中的真主刘备,他虽已心动,却又故意地让刘备一再请,二再请,三再请,演了一出让刘备三兄弟“三顾茅庐”的戏。最后,诸葛亮单腿跪地,拱手握羽扇表白了自己的心迹。

    通俗地讲,隐居之人称为隐士。但由于其隐居的目的不同,因而心境也大不相同。荀子曰:“天下无隐士,无遗善。”他所言太超前了。意思是,天下哪来真的隐士哦!不过,历代统治者都知道“隐士”有一定的社会影响。所以,一方面为了招纳贤达,收囊为治国待用;另一方面,为了笼络人心,粉饰太平,妆扮下政治门面。故而,统治者都会有计划、有选择的拉些隐中名士入伙,并给予一定的社会地位,免“隐”中滋事。除此之外,隐士中有被免官赋闲的,又有沽名钓誉的;有辞官不做的,又有不愿为官的;有为博取美名的,又有避祸躲藏的。但是,这些人的心境有嗤笑朝野的,也有心灰意冷的;有超凡脱俗的,也有提心吊胆的;有窥伺时机的,也有悠闲自在的。在仕隐踱步揣摩中,表面上是心静如水,实为处心积虑,待抚平创伤,再一展心中大志;在文隐逍遥徘徊中,形式上身居山野水泽草屋,却为寄情山水之间,醉于琴棋书画,自求一醉一陶然。

    隐士以“隐”为攻略,窥机待发的“隐士”比比皆是,可谓是官场上的隐逸之徒。如唐代王维,他是诗人,有诗佛之称。但他做官则为时移势迁之人。他当过太乐丞,此官相当于现在国家民族乐团的团长,后因犯了皇家禁忌私自娱演的“舞黄狮子”被贬官。他隐居一段时间后,又任凉州河西节度幕判官,此后他半官半隐,伺机而动。安史之乱以后,他出任伪职,战乱平息后被捕入狱。若不是他在任伪职期间作诗抒发亡国之痛,思念朝廷之情,再因其弟王缙平叛有功,请求削籍为兄赎罪,恐怕王维是难脱死罪。再如,元末明初的王蒙、明末清初的董其昌,均是先做官后隐居,待朝廷征召或寻机东山再起,实为政治投机之徒。不过,明朝也有个隐士叫陈继儒,他是被时人冠名“附庸风雅”的第一人。此人能写善画,但他没命做官,却乐于在高官之间游走,世人讥笑他是:“翩翩一只云间鹤,飞去飞来宰相家。”可见此人与高官们的交情。

    隐士中,还有计谋更高的人。此人是南朝齐梁时的陶弘景,他曾侍从孝武帝刘骏征战有功,被封为晋安侯,后成为道学家、中药学家。虽然,陶弘景隐居山中,但他凭借自己在官场上的影响力,朝中大事还向他请教,被世人誉为“山中宰相”,自由自在的隐在山中,干着卖官鬻爵的生意。与陶弘景不同的是唐代的卢藏用,他苦心孤诣地在山中混了好些年。皇帝在长安办公,他就住进离皇宫不远的终南山;皇帝移驾洛阳,他就跟着跑到嵩山隐居。于是乎,大家都知道这老小子醉翁之意不在酒,所以送他一个“随驾隐士”的绰号。果不出他随驾隐居的本事,终于有一天朝廷让他出来做官,而且不出几年就官至礼部侍郎,后来又成了太平公主的男宠。不久,卢藏用的好友司马承祯无心仕宦之途,欲想退隐天台山,而他诚心的建议好友隐居终南山。司马承祯却会意地一笑:终南山的确是通向官场的便捷之道啊!这便是“终南捷径”成语的由来。此后,卢藏用靠着太平公主这株大树,尽情地“趑趄诡佞,专事权贵,奢靡淫纵”。最后,太平公主策划君临天下未果,卢藏用被流放岭南,此后他隐与不隐都一码事了。

    在众多著名的隐士中,南朝宋时的画家宗炳算是个人物。当时,朝廷屡次请其入朝为官,他都隐居不出。此人擅长书法、绘画和弹琴,特别信佛,还喜欢漫游山川,曾西涉荆巫,南登衡岳,后病老回到江陵,自称是:“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元代的画家吴镇,此人也是如此,他深居简出,只寄情于山水之间,笔墨于纸上,是为真正意义上的隐士。他们与“为仕而隐”的人完全不相干,即使有时机、有环境、有条件,即便朝廷多次派人请其入仕,他们也婉言谢绝不出。而与宗炳同时代的陶渊明,起初不是真隐,他只因对官场不满而解冠归去,之后以酒为乐、以诗为伴却变成真隐。不过,宗炳、吴镇等人不愿做官,却成就了他们的名声,故而成了鼎鼎的名人。即为名人,其墨宝自然也有了高端市场,生计自然无忧,这点要比陶渊明的境遇强多了。

    其实,真正的隐士是极少的,即使有也是被世人放大的。宋人林逋在杭州西湖落脚,种梅养鹤,过着“梅妻鹤子”的隐居生活,让世人羡慕不已。不过,林逋生活在宋朝的全盛时期,而他特别喜欢恬淡,并与高僧诗友相处甚好。每逢朋友来访,童子就纵鹤放飞,他见鹤必棹舟归来,此等闲情极富文人生活情调。林逋死后,其侄林彰、林彬向朝廷告假,同去杭州料理丧事。宋仁宗赵祯听到林逋的故事后,正是宋朝面临官僚膨胀的局面,他顿觉此人世外,应该号召读书人学习林逋自己“和谐”的生活态度。于是,宋仁宗赐谥“和靖先生”,鼓励读书人要自娱自乐,清心寡欲。由此,林逋的名声远扬四海,作为一个“梅妻鹤子”的文化典故被传颂。

    其实,做隐士是一种计谋与智慧。为官而隐之人的计谋是,为处事的心态和手段玩掩护,即便掩饰一种焦灼与无奈,其隐目的也是掩耳盗铃。而尚文而隐之人求做隐士,实为化解心中苦痛与郁闷的智慧。这些人看似借山水花草欲表自闲的优雅,实为传达自身人格、人品与德化。他们的笔下处处体现出自己压抑的灵动、雍容,似潺潺的小溪闲闲地流淌,借景抒发心中的积怨。这与先官后隐、半官半隐、隐而待动,既有心心念念,也是半遮半掩。只是计谋是为官的策略,智慧是辨析时政。

    古往今来,隐士们的身影无处不在,他们似乎始终在权势和金钱之间躲躲闪闪,又若即若离,隐居的调子忽高忽低。但要真正剥蚀了隐士文化的外衣,测一测“隐士”最深处的心律,真可谓是汩汩有声!全然展示了代代相传,表面清澈实为浑沌的为官文化和自恋文人的体味。在中国历史上,虽说隐居之人的“隐”其目的林林总总,除了想尽各种办法来提升隐居的效果之外,也有确实无奈而隐的隐士。如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名士,他们“隐”只是为了表示不与清政府合作,实际在从事最激烈的反清斗争。这一批人是政治意义上的隐士。再有就是那些清苦的读书人,他们一方面不甘心仕途无望,另一方面又自觉世道炎凉,还不愿入俗民间,以求所谓愤世嫉俗的清心寡欲,故而苦隐。

    隐居除了变相的图谋手段,若要做到真正的与世无争,这些都不是为之生计的老百姓所能及。首先,所谓隐士“隐”是要有一定经济基础来支撑的,最基本的也要具备衣食住行的生存条件。做官敛财,尔后急流勇退的“隐士”自然没有此等烦恼,厚禄供养的“贤臣”变“雅士”也无此忧,家有良田房舍的遗臣老少也无需之烦。若靠兜卖自己的心境,拿笔墨养趣,恐怕还不及樵夫渔翁活得自由自在。谁不知中国书画是做官玩雅之物,不入仕又怎能衣食无忧呢?更知晓名为官声,文为官捧,不与官场交媾又怎能名扬四海呢?所以,要做隐士,得有一定的经济来源作保证,否则即使做了隐士,也是隐不隐都是一回事儿。故而,鲁迅先生在《且杂亭杂文·隐士》中说:“凡是有名的隐士,他总是已经有了‘悠哉游裁,聊以卒岁’的幸福的。倘不然,朝砍柴,昼耕田,晚浇菜,夜织履,又哪有吸烟品茗,吟诗作文的闲暇?”

    传统的隐士文化,源自内心嘲笑专制制度的产物,是软抗社会制度的无奈与逃避现实的一种生活方式。同时,它又是聚财后的仕人、富家退居后的闲人、看破红尘的学子、放下屠刀的武夫,甚至是躲避尘世的罪人,追求一种逍遥的生活方式。这是一种自恋和笑世的隐逸心态,更是一种自我解压的、调节心理的生活手段。这种所谓的隐士文化,其根源在于政治浑浊和强权统治,是独夫民贼压制民权而孕育出来的文化。《南史·隐逸》云:“夫独往之人,皆禀偏介之性,不能摧志屈道,借誉期通。若使夫遇见信之主,逢时来之运,岂其放情江海,取逸丘樊?不得已而然故也。”故而,隐士表面上超脱,在意识形态上也表现出超脱,实则内心都有无穷的痛苦。

    如今的隐士最想归“隐”是不动声色的贪官。他们不像张扬的愚蠢者藏金床下,远虑者移居海外,而是想躲起来看热闹。虽然,他们嘴上唾骂的是资本主义民主,心里切恨的是做官太累;他们脸上表现的是社会主义法制,屁股享受的是权钱交易。这是当下地产经济为“隐士”贪官提供的藏身之所,让其与时俱进的贪饱即“隐”,并且继承着“牺牲我一个,幸福三代人”的传统精神,开创历代隐士未尽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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