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城里的公务员

2015-08-29

作者:南方人物周刊 徐丽宪

“县集而郡,郡集而天下。郡县治,天下无不治。”这是历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基层政权重要性的经典论述。我们选取了中部一个县城,以3个公务员的日常生活作为切入点,感受当下基层干部的生活和困惑

在国家规定的加工资大限之日,吴敏行的工资终于加到位。他坐在椅子上,低头掰着手指计算。几秒钟后,他猛地连拍三下桌子,嚷嚷道:“加到手的还不到一百块钱。”

扣除养老保险,职业年金缴费后,在这次全国基层公务员收入调整中,他涨了92元工资。离全国“平均每人加300元”的水平还有点差距。

他是中部省份吴县(化名)机关的一名科级干部。吴县有近50万人口,矿产资源丰富,在进入县城的街道两边,最常见的一句标语是“打造工业产值一百亿”。吴敏行觉得这次工资加得有点少。在同学聚会时,他不停抱怨,“加这么点,一张红头都不够,无非多给孩子买几片尿片。”

这次同学聚会的餐厅背山面湖,离县城二十公里左右。两年前,这家餐厅开业,它代替了县城里规模宏大的酒店,成了“高端”人士喜欢聚餐的地方之一。他们喜欢的并不只是湖光山色,还有是隐秘氛围。这里基本只设包间,而消费水平并不比县城的大酒店低——一般人均一百元,如果想吃点野味,人均消费至少翻3倍。餐厅外表装修看起来极其简朴,与餐费极不相符。在这一带,类似这样的餐厅有6家。

吴敏行的感慨引起另一名公务员同学余立的共鸣。余立也是一名科级干部,半年前,刚刚从县机关调到一个乡镇做领导。“我就比你多了10块钱。”吴敏行还没说完,余立就接过话,“可以多买一片(尿片)。”

就在他们抱怨之时,一名在县城银行(国有四大行之一)上班的同学,则在一个以美食著称的城市旅游,还在朋友圈里不停地晒着各种照片。

吴敏行向往这样的生活,在餐桌上计划着也来这样一场说走就走的旅游。但坐在一旁的妻子提醒他,银行卡上的余额不足6位数的时候,他低下头,继续默默吃饭。

大学生村官的抱负

1986年,吴敏行出生在吴县一个相对偏远的农村。他对公务员的最初印象来自读中学时的记忆,那时,他每个星期都要往返于学校和家,乡政府大楼就在必经之路边上。每次走过,见到大楼里面的人走出来,外面的人总会给他们点头、发烟、问好。

他觉得这应该是一份体面的工作。在他的家乡,多数人的理想就是走出横在县城与村落之间的近一千米高的大山。“那时候,大人对孩子有没有出息的定义,就是看能不能到山那边找份工作。”

从省内的一所大学毕业后,吴敏行报名参加了国家公务员考试,结果落选。他只得选择曲线救国——到吴县的隔壁县做了一名大学生村官。这是十七大以后中央推出的一项政策,意在培养一批新农村建设人才。这项政策明确规定只要做满3年大学生村官,在考试成绩相同的情况下可以优先录取为公务员。

在第七届全国大学生村官论坛上发布的《2013年中国大学生村官发展报告》指出,截至2012年底,全国有6.7万名大学生村官进入村两委班子。

尽管走出了那座大山,但从农村又回到农村,吴敏行多少有些失落。临行前,他的女朋友鼓励他,踏实工作,等毕业了就过去陪他。

尽管吴敏行此时还不算真正的官员,但在与农民接触的过程中,总能感觉到他们对官员的某种情绪抵触。基层工作不好做,这是乡领导总在他面前念叨的一句话。

他的一项日常工作是协助镇政府做好辖区村民购买农村合作医疗。2002年10月,国家明确提出各级政府要积极引导农民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农民自愿参加为前提。尽管当时每个户口只需缴费20块钱,但几乎没人愿意参保。在当地人的意识里,身体没痛没痒交这个钱不划算。“经常是在村里口干舌燥说半天,也说不动一个人买,他们总认为我们就是去骗钱的。”吴敏行说,可一旦真有大病,他们又回过头来找镇政府或者吴敏行,责怪他当初没有跟他们把政策说清楚。

在吴敏行看来,村民们的权利意识觉醒了,但责任意识还完全没有。后者跟不上前者是基层工作不好做的主要原因。

此时的余立已通过国家公务员考试,进入吴县某乡镇做了一名普通科员。吴敏行跟在大城市打工的同学聊天时,同学总劝他到外面闯闯。他的大学专业是会计,到一线大城市找个万元月薪的工作并不难,但现在,就算是此次加过工资之后,他的月薪也不过近2900元。

做村官时,吴敏行一个月的工资2700元左右,这仅够在北京二环内租一间十平米左右的房间。他找工作并不是冲着高工资,更多是想获得一种社会认同感。“我总觉得在外面有一种飘泊感,读书的时候就很强烈。对我来说,稳定是最重要的,相对来讲,公务员就是最好的工作。”吴敏行说,除了稳定之外,还可以快速获得社会尊重。这种诱惑力,是大城市里的高工资给不了的。

对于农村基层工作不好做,王信或许更有发言权。吴敏行3岁时,王信就进入公务员系统。90年代初,乡一级政府运行非常困难。有时候,几个月发不出工资也是常有的事,尽管每个月只有90块钱。“那时候的人真单纯,发不出工资也没人抱怨。”王信说,但政府的权力真大。那时候,权利和法律意识普遍很薄弱。乡政府的运转费用基本来自农业税和各种类别的罚款,他分管的部门一年要交20万元的罚款,“整个人的压力好大,那时候的人真是不懂法,去到谁家要是不开门,一脚就踹进去了。”

在那个时代,王信他们下乡做工作,总要摆出和人干架的阵势。“那是干群关系最紧张的时候”,特别是抓计划生育,太容易得罪人了。

偶尔跟大城市的同学聊天,吴敏行也有辞职外出的打算,但回头找余立聊天时,他又觉得在体制内坚持有希望。他们坚信,国家提倡干部年轻化,他们肯定有机会获得晋升。像吴敏行这样一群80后进入公务员系统,对程序和法律规范是很认同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我们的任务或许就是把受到的现代知识教育带入这个系统。”吴敏行说。

机关攒人脉,基层攒经验

几乎是同时,余立调到机关,吴敏行如愿考到吴县一个乡镇。此时,吴的女朋友也变成了妻子,随他一起到吴县。通过考试,她成了一名有事业编制的国家工作人员。公务员属行政编,事业编在福利和晋升方面比行政编要“吃亏”一些。有些地区规定,事业编的工作人员不得担任县级部门一把手。

吴敏行工龄有7年,妻子比他少了一年,可他们的工资加起来还不到6000元。而他们生活的县城房产均价已经突破4000元。前年,他和妻子咬咬牙凑了十几万的首付,在县城买了一套100平米左右的房子。工作7年,他的工资几乎没变,但县城的房价已由当初的1200元涨到了如今的价格。“至少让我每个月的工资能买得起一平米的房子,这样才合理。”吴敏行说。

公车改革的步伐还没有到县城这个层面。在拿不到车补的情况下,他出行依然得靠刚到吴县工作时花两千块钱买的黑色电瓶车。电瓶车是县城多数普通公务员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

在一个县城,最好的单位基本是条管部门(条管即垂直管理,单位的人事、财务、业务等各方面由其上级部门负责,不由地方政府管理。比如,国土、工商、烟草)。这些单位一般不举行招聘考试,一旦有工作机会,也会变成照顾内部员工的一项隐性福利——让他们的子女优先进入。

“(条管部门)平常的工资一个月都比我们高出近一千块钱。”吴敏行说。他妻子曾经想进这些单位,可碍于没有关系,最终去了另一个乡镇。

条管单位里除了国土和工商跟地方部门接触多一些,其余的相对比较封闭。比如,烟草局建了两个非常好的网球场,但从来不对外开放,哪怕是政府机关的人想过去打球,他们同样不放行。这种封闭,总让这些条管单位在县城里显得神秘。“这些单位在一个县城,好像是一个独立的系统存在。”

吴敏行为了去打网球,问了好几个朋友跟烟草局有没有关系。“如果有关系就可以去打,找不到关系,门口的保安连跟你说句话的力气都没有。”

这种机构,一般是一些领导安排亲戚工作的首选——待遇好,而且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比如,前几年,某条管单位进了名新人,后来人们才知道那是时任市长的亲戚。有领导担任某条管单位一把手后,没多久,他的妹妹以及外甥女就全调进了该单位。

在县城,关系是生活的基础。哪怕是一件通过正常程序就可以办理的事情,人们通常也会找找熟人,走一下关系。

有一次,王信的一个朋友带了两条烟到他办公室,希望帮忙审批建住房。王信一看,这位朋友的条件符合建房的政策,便让把他带烟回去,按照正常程序申报。

“正常办的事情,就不正常办,非得找个熟人过来。”王信也想搞明白其中缘由,便问朋友。朋友告诉他,就怕正常走不了,找熟人就图安心。

王信明白个中玄机后,便在他主政的乡镇宣布了一项措施,凡是符合政策可以办的事情,必须在规定的工作日内完结,否则,就要追究责任。

调到机关后,余立给一位县领导当秘书,不久就提了副科。吴敏行在乡里给党委书记做秘书。尽管都是领导的秘书,但在乡镇晋升的机会明显少很多。“如果提副科,就到了党委委员一级,一个乡镇近一百名干部,排资论辈也轮不到自己。”吴敏行说,“就算提了副科,如果长期呆在乡镇,几乎不可能有再进一步的机会。”

在乡镇工作一段时间后,“到机关去”成了吴敏行最大的心愿。获知有机会可以进入机关后,吴敏行很焦虑,生怕错失。在跟朋友聊天时,他时不时流露出这种担忧。

后来他如愿调入机关,尽管待遇上并无变化,但进入了权力的中枢。他明显感觉到身边人对他客气了。有一次,在路上散步,曾经工作的乡镇的领导开着车突然停在面前,大声跟他打招呼。在没有来机关之前,大家在路上就算见面,领导也多数当作没看见。

进入县委机关,不仅能接触到县里各个层级的领导,还能和各个乡镇领导打交道,这种人脉,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都是需要的。进入机关后,因为经常给领导写材料,周末基本上没休息,但他认为用休息时间换进步也是值得的。而在乡镇时,双休基本在家度过。吴敏行进入县委机关后不久,也提了副科。“做什么事都得有代价。”

这也意味着,吴敏行进入了县城权力金字塔的顶端。不过,也不是每一名科级干部都有实质权力。科级干部分实职和虚职,区别在于权力资源。实职基本上是部门或局一把手,虚职则只是享受同等待遇。因此,当实职的科级干部躲进某个小餐馆吃饭时,吴敏行就呆在机关食堂里吃免费午餐——这也算是机关里的一项福利。

到机关后,吴敏行不像在大学时那样,去追求时尚元素,而是尽量穿着朴素,让领导觉得很稳重。他上班着装主要以灰色调为主,但为了区别于老一辈,他又不把自己弄得很老成,会特意配一双黑白相间的运动鞋。灰色调的衣服是为了显得稳重,运动鞋则展现年轻人的活力。

对于县城里的多数公务员来讲,机关只是晋升的一个跳板。吴敏行进入机关时,余立考虑的则是到乡下去。“机关攒人脉,基层攒经验。”这是很多县城官员晋升的必要条件之一。

在县领导身边工作,有一个秘诀也是大家心知肚明的——一定要让领导认可你的能力,但也一定不能让领导觉得你的工作无人可替。“如果想要有更大空间的晋升,基层领导经历很重要。机关呆太久了,就会失去年龄优势。”余立说,之所以不让领导觉得工作无人可替,是因为可以在适当的时候提出到其他岗位历练。

八项规定之后

2012年1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

八项规定出台后县城小型私人餐馆风行,餐馆的老板不少是官员的亲戚或朋友。这种餐馆一般坐落在住宅小区内,不挂牌,基本只做熟人生意,由于隐秘性,受到一些官员喜欢。尽管没有之前大酒店里的排场,但他们认为至少可以躲开很多耳目。这种餐馆的消费水平至少在人均一百以上。

八项规定之后,有些部门在办公室问题上犯了形式主义错误,这也让吴敏行这样的基层公务员厌恶。比如,某单位一把手把原来面积超标的办公室腾出,跟某科室的办公室对调。其实这个科室也才两名工作人员,为了显得不那么空荡荡,他们又添置了两套桌椅。

跟他们有直接关系的是福利。吴敏行说,十八大之前,除了三节(端午、中秋、春节)可以发几百块钱的费用外,年底还可拿到六千块钱左右的年终奖,但现在这些都没有了。

今年年初,吴敏行的孩子一周岁,按照当地传统风俗,家里人准备办周岁宴。可今年如果想办,他和妻子得同时向县纪委提交申请报告,必须写明喜宴的规模。事后,还得再写一份报告,说明收受礼金数额。纪委则随时可以来查所报情况的真实性。“本来就是请亲戚朋友热闹一下,后来想想还得写报告,就觉得闹心,算了不办了,免得惹麻烦。”吴敏行说。

福利没了,导致一些人的工作积极性也没有了。“好一点的乡镇,一年的收入可以少近两万左右,这还不包括灰色收入。”这笔钱一般占到正常工资的一半。有些年龄大或者已无进步空间的公务员,他们就多少会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消极应对工作。“觉得没什么好处,就不干了,而这些人当官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个。”以前,当地某村以修水井的名义报了项目到县水利局,专款一万块钱拨到乡镇后,被县、乡、村三级几个负责此事的干部平分。十八大之前,这是一些干部灰色收入的来源之一。

治懒官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比如,该县城的一名房管局副局长因为不作为而被纪委通报批评。事后,同样的事情再反映到该局时,他们同样不搭理。

“有些不合理是经济失衡导致的,有些是不同的风俗导致的。”在基层工作多年的王信认为,如果允许政策在执行时存在一定差异,可能会更好。八项规定之前,只要知道辖区里的红白喜事,王信都会尽量去参加,随个份子钱。“主要是要让大家觉得有面子,以后工作开展就比较容易。现在不敢了,弄不好就违反规定了。”

近年来,农村基层治理屡有问题出现,但在基层干部看来,其实也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困难,农村很多事是情绪性的问题。有时候,访民的行为只是情绪上的宣泄,通过这种方式得到社会的一些认可和尊重。王信的辖区有一位访民,因为房屋拆迁,三天两头往北京上访,他主政此地后,过节总打电话问候一下,平时也有意无意沟通,几个月之后,他发现那个访民开始试图理解政府思维。

王信把乡一级干部比喻成“执政者最后一公里的乡村医生”——修复各种干群矛盾。“其实他们内心深处跟政府是没有对立面的,这个时候,你让他们感觉到一种朋友的温暖,问题虽然短时间内得不到解决,但人与人的感情加深了,他们自然会反思自己的诉求到底合不合理。”

“县集而郡,郡集而天下。郡县治,天下无不治。”这是历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基层政权重要性的经典论述。吴敏行、余立和王信年龄和岗位不同,却都是当下中国执政者理念的具体执行者。现在,他们多多少少面临着同样的困惑。“只是感觉钱不够,别的感受没有,向上的渠道也不是靠努力做好工作就一定可以的,这些依然没有改变。”

(应采访者要求,吴敏行、余立和王信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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