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本位深层肌理解析

2015-04-19

作者:人民论坛 林卡

中国社会发展在各方面所取得的变化为我们打破官本位制提供了新的条件和基础。它使我们可以对官本位体制下所蕴含的种种理念和假设进行批判,并思考如何通过采取新的政策理念和社会政策的手段来破除人们的仇富和仇官心理,缓解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并通过服务型政府的发展来强化以人为本的导向。


官本位制与中国社会发展


在今天,我们经常听到人们批评权势阶层作为既得利益者常常公权私用,或者作为社会优势群体恃强凌弱,甚至肆无忌惮地侵害普通公民的人权。这些现象一方面强化了人们对于社会公正、社会平等的渴求,另一方面也招致了人们对权力本位和官本位制的批判。作为社会治理的突出问题,人们常把官僚主义、腐败和特权问题与官本位制联系起来,甚至把官本位制看成是各种社会病态和社会问题的根源。这一体制对于中国社会发展所具有的负面影响已为人们所诟病,包括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制约,促使民营企业家的外流,维护社会强势群体的特权,以及公权私用问题。正如一些学者所强调的,不论经济体制改革还是司法体制改革,其根本点都会触及到“官本位”问题。这种状况反映出官本位体制所形成的社会问题正在日益严重,而且正在成为中国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阻碍因素。


社会舆情是社会发展状况的温度计和晴雨表。从大众舆情的反映来看,民众对于目前官本位制的盛行给予诸多批评。根据“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于2012年11月份进行的一场关于“国家级难题”的调查显示,78.99%的回答者把“如何解决官僚主义、形式主义问题”作为社会发展的“国家级难题”。 在2011年人民网进行的有2227人次参与的调查中,67.5%的网友表示“自古‘官本位’难消除 ”。在2012年10月人民论坛杂志进行的关于“中国‘官迷’有多少?国人官瘾有多大?”的相关调查(有6403人参与投票,以0-10区间来描述官本位的程度),有84.7%的网友认为中国官本位的程度是10级(只有2.1%的网友认为是5级及以下)。在回答“为什么存在着这么多的官迷”和“您身边的‘官迷’最迷什么?”时,有53.3%的人选择“灰色收入多,正所谓‘当官不发财,请我也不来’”。


由此,在民众的眼里官本位现象不仅仅与中国文化传统相关,更与现实利益相关。为此,在推进社会改革和政府管理方式的转型时,政府提出对于权力进行制约的目标,甚至提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口号。这些主张和政策导向与中国社会发展现阶段所面临的问题相适应。由此,我们要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对官本位制展开深入的理论分析。


金钱本位制、官本位制、社会本位制和公民本位制四种社会体制模式的比较


要探索“官本位”体制的特点,我们可以通过四种本位制的比较来展开。这四种本位体制模式可以被表述为金钱本位制、官本位制、社会本位制和公民本位制。在这四种本位制中,以往对于金钱(资本)本位制的研究很多,并且与对资本主义体系的分析相关联。在这一本位制中,资本成为支配社会的力量,社会以资本为基础,围绕着市场体系组织和运作。在马克思的笔下,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高度异化的社会:人成为金钱(资本)的奴隶,而金钱(资本)则成为主人,从而阻碍了人的全面发展;而社会主义的任务就是要克服这种异化,通过非商品化的进程使社会回归到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上来。


官本位制则是一种把社会按照身份等级和官阶组织起来的社会制度模式。这一制度与封建体制有一定的联系。特别是在东亚社会中,官本位制在历史上十分流行。作为社会体制,官本位制的特点可以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体制设置和制度安排以官位为核心,民众被分成三六九等,官重民轻。在全社会形成严格的上下层级制度,形成了民众畏官、敬官和追求官职的心理趋向和行为导向。这种体制培育了一种官尊民贱的文化传统,把是否当官、官位高低作为判断一个人价值大小、地位高低的主要标准。这些特征反映了一种集政治秩序、经济利益、价值观念、思想文化于一体的社会体制模式,即官本位制模式。


对于这一体系,中国古代的智者贤人和仁人志士都提出了种种批评。从孟子的“民贵君轻”到黄宗羲的“天下为主,君为客”的表述都反映了以民为本的理念。在近代,孙中山的民主主义革命对封建主义制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而中国共产党推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则高举反封建的旗帜推进社会民主的建设。然而在中国,尽管对于官本位制的批判具有很长的历史渊源,但由于中国封建基础根深蒂固以及东亚威权主义的背景,因而对于官本位的批判从未彻底,对于官本位的分析也常常停留在文化批判的水平上,缺乏对其社会基础的理论分析。


社会本位制的体制模式则强调市民社会的自我运作。其社会运作的基础在于具有强大的自我运行的市民社会组织,并影响到政府管理的方式和政策决策过程。在这一体制中,社会呈现出强大的自组织性和自治能力,而政府对于社会生活的干预程度较低。正如我们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看到的,社区组织、社会网络、非政府组织在社会管理方面起着强大的作用,并且成为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在这类社会中,其社会发展的理念并不在于政府的直接干预或对市民社会的直接影响,存在着“小政府大社会”的模式。然而,在理论形态中,有关社会本位的研究目前仍然缺乏。


以公民为本的制度理念则超越了金钱本位、官本位和社会本位的理念,把其社会理念落实到人的发展上。这一理念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是人类社会追求的最高目标。这种理念也是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克服各种异化回归人性的要求。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在未来社会中,国家职能将逐步消亡,社会将依靠自由人实现自治,成为“自由人联合体”。这种“自由人联合体”的实质是公民自治的社会。当然,作为社会体系,以公民为本的体系迄今为止尚未出现而仅仅是种社会理想模式。


要实现以公民为本的理念需要有相应的制度安排。为此,一些学者倡导可以通过不断拓宽社会自治范围、提高社会自治程度的途径,有步骤、分阶段地探索建立“自治社会体制”,通过由“国家管控体制”向“强国家——弱社会体制”,并进而向“强国家——强社会体制”发展,并最终走向“自治社会体制”。在此进程中我们要进行许多工作。


通过以上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官本位制在历史文化基础和价值导向上与其他社会模式具有明显区别。与金钱本位制相比,官本位制常常会表现出对于人的生存权利的侵害和野蛮剥夺,体现出非经济的强制特点。在资本主义社会,金钱本位制一方面导致了人的异化,但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经济遵循的等价交换原则摧毁了人与人之间在身份等级上的不平等性,使人开始具有生而平等的普遍价值。与官本位制下的人对人的屈从和依附相比,自由市场经济体系中人对资本的依赖具有历史进步性。


社会本位和公民本位的体制模式是比金钱本位制更为优越的制度模式。在社会本位制下,市民社会能够与官僚特权相抗衡,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市民社会给政府权力设定边界,要求政府与市民社会组织相互合作。社会本位制反对政府把整个社会管控起来,批评由自上而下的社会管理方式所造成的低效率。它也要求强化来之于社会底层的社会创新活力,倡导以服务型政府为导向的管理模式。


官本位制以权力至上、官员至上、唯上是从理念为其基本内容


官本位制在中国已经延续上千年,难以一下子根除。特别是在中国,近现代以来,资本主义体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土壤上从来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过,而封建主义的遗产也从来没有彻底地清除过。因此,官本位体制直到今天仍然具有其得以存在的社会土壤。例如前段时间社会热议的“五道杠”一事,反映出官本位观念在小学生中也有流行的土壤;而媒体对一个县44名正副县长这种社会怪现象的讨论也折射出,现体制所具有的浓厚的官本位文化的现状。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反映官本位制 “症候”。


在观念层面上看,官本位制以三大理念为其基本内容:一是权力至上的理念,认为权力可以支配一切,谁拥有了权力就可以号令天下。在对权力的崇拜中,法制和理性显得十分苍白。权大于法,官员意志可以凌驾于法律和行政法规之上,而且谁的权力大谁就是对的,即“权力真理论”。这种信念容易导致权力滥用,或者把权力作为营私工具。基于这种理解,权力被看成是一种可以与其他价值(金钱或名誉)进行交换的价值,从而促使一些人把追求官位看作是获得社会资源分配和享有特权的基本途径。


二是官员至上的理念。在官本位制下,整个社会以官位高低来评价个人价值、身份和社会地位。官员在社会中高人一等,“万般皆下品,惟有做官高”。正如,一些人评论说,“官本位抹去了一切其他职业的灵光”。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与政客与官僚相比,科学家和艺术家从来就没有成为社会尊崇的榜样和追求的人生理想,对许多乡绅阶级来说当官才是正途。这种“官贵民轻”、“官尊民卑”的意识,摧残人们的精神自主和人格独立,培育依附性格和奴性心态,并习惯于将自己的待遇和地位等与官员相比来确定自己的社会地位和价值。同时,在官本位制下,人们把官员作为社会利益的代表、是“父母官”、掌握人们的生死祸福,因而对他们心怀敬畏,而且“子民”对“官老爷”要感恩戴德,即便这些“官老爷”未必是清官。


三是惟上是从的理念。由于在官本位制下官员只需要对上级负责,因而迎合上级的偏好和遵从上级命令就成为其行为导向。由此,官本位制形成了官僚体系内惟上是从,惟官是从,自上而下的支配与服从的关系。这种专制体制的特征和人治的价值理念都会助长腐败现象,正如阿克顿所指出的那样“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官本位体制下,对于权力的有效监督常常是缺失的。而且,在官僚阶层内部,通过自上而下的监督机制来自己监督,自己的愿望常常也会落空。由于官本位制抑制了市民社会的发展,因而市民社会的力量难以对官员进行有效监督。


当然,讨论官本位制,就要讨论这一体制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问题。在中国,封建主义社会为官本位制的产生和存在提供了经济、政治、文化环境。在封建集权的体制下,专制主义和家长制治理模式造成了严格的身份等级和官民界限,也维护了封建官僚的社会地位和绝对权威。封建宗法制度和以血亲宗族为根基的权力结构为官本位制提供政治制度保障。而且,封建官僚政治与土地所有制相互依存,为官本位的发展提供了经济条件:官僚体系依靠地主阶级提供的赋税来维持官僚体系的运转,地主阶级依赖官僚体系提供支持和保护。然而,在现代社会,这一体系已成为社会发展的桎梏,必须被打破。


只有打破官本位症结才能够使中国社会走上新的发展轨道


在中国发展的现阶段所面临的各种矛盾中,官本位是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问题之一。只有打破这一症结才能够使中国社会走上新的发展轨道,而不是在几千年来所留下的历史怪圈内循环。特别是在今天,这一体制所涉及的不仅仅是官僚体系本身,而且也涉及到市场、企业、非政府组织和民众的行为模式和价值导向,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所体现,因而,这一体制对整个社会发生全面的和基本的影响。


在中国,这一体制模式历时几千年并流传到今天。近代以来,人们对于这一体制模式进行了革命性的批判。但是,由于当时公民权、社会公正和社会保障这些概念尚未流行,人们缺乏新的立脚点、视角和经济基础来深入地分析官本位,这些状况阻碍了人们对于官本位的深刻认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使我国市民社会有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政府也注重对市民社会的培育,并且在各地的地方治理中出现了诸如杭州市政府提出的“社会复合主体”的理念来进行城市治理,这些实践有助于推进民间组织发展和公民参与。在社会发展战略的讨论中,学者和媒体已经把其关注点放在生活质量的提升、社会质量的增进、人们幸福感的诉求等问题上,反映了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和思想观念的改变。


就公民本位的分析而言,它弱化了以权为本的思想,而将关注点由社会地位和权力金钱等外在的评价标准转向生活方式和人的价值等内在的标准上来。它促使人们对权力的屈从现象日益淡化,而公民权的理念和法治精神逐渐成长起来。由此,中国社会发展在各方面所取得的变化为我们打破官本位制提供了新的条件和基础,使人们能够积极参与社会改造进程,形成充满活力的社会体系。同时,它也使我们可以在新的条件下对官本位体制下所蕴含的种种理念和假设进行批判,并思考如何通过采取新的政策理念和社会政策的手段来破除人们的仇富和仇官心理,缓解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并通过服务型政府的发展来强化以人为本的导向。


(作者为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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