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阳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

2014-09-13

作者:《名人与信阳》 黄振国

“信阳事件”,是指1959年10月至1960年4月,发生在信阳地区的大批农民群众饿死的事件。当时,普通老百姓称之为“过粮食关”、“发人瘟”或“饿死人”。这个震惊中外的重大事件,是信阳人民心中永远的痛。如今,50多年过去了,人们对这件事逐渐陌生、淡忘。列宁说:“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恩格斯也说:“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学习来得快。”是啊,历史是一面镜子,因为昨天、今天、明天是互相连接的。任何一个重大事件的发生,都有它的“前因”与“后果”。要想知道“信阳事件”这个“后果”,就必须了解它的“前因”是什么?


       所谓“前因”,就是当时的时代背景。1959年至1961年,被称之为是我国“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在此期间发生“饿死人”事情,全国各地都不同程度的存在。但是,最严重的省份是河南,河南省最严重的地区是信阳(包括现今驻马店市),信阳地区最严重的是光山,光山县最严重的乡是槐店乡。据相关资料披露,当时全国饿死三、四千万人,信阳地区饿死100多万人,光山县饿死20多万人,槐店乡有些村成了“无人村”、“绝户村”,不少地方出现了古今罕见的“人相食”现象。


       下面,具体说说当时全国、全省、全区的政治情势、时代背景,了解了这些,对“信阳事件”的发生、发展也就不足为奇了。


       首先,说说当时全国的情势。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剿匪反霸、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公私合营、农业合作化运动等等,到1956年使千疮百孔的神州大地焕发出勃勃生机,广大劳动人民从内心发出:“幸福全靠共产党,翻身不忘毛主席。”但是,由于当时国际国内政治经济体制、个人因素等种种原因,新生的共和国出现了严重挫折与不幸。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从此开始了反“右派”扩大化,使阶级斗争不断升温,全国有55万多人被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很不幸、很严重的后果。1958年元月召开的广西“南宁会议”,吹响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冲锋号。在1月16日的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当着众人的面,表扬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及其不久前的一篇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毛泽东当众问周恩来:“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周答:“我写不出来。”毛又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这些话,显然说的很重,也太过份了(上述文字均摘自《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771页)。据说,当时周恩来萌生了辞去总理的念头。但由于周在党内德高望重,拥者甚众,最后只好作罢。一些与会者后来回忆,这次会议主要是反周恩来、陈云等人的“右倾”,鼓吹大跃进。从此,大家人人自危,噤若寒蝉,再也不敢说半个“不”字了。不久,神州大地响彻一个口号:“高举三面红旗”,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超英赶美”,即:15年超过英国、20年赶上美国;实行“三个为纲”,即: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粮为纲、以钢为纲。若干年后,当人们回望这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时,痛心地说:以阶级斗争为纲,搞的人心惶惶;以粮为纲,到处开荒;以钢为纲,大小(树木)砍光。


       其次,再看河南当时的情势。吴芝圃(1906—1967),河南杞县人。1926年曾在毛泽东主办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过。1958年初,时任省委书记、省长(二把手)的吴芝圃,带领一帮人批判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的“右倾”,给潘定了“八大罪状”,刊登报纸,在全省批倒批臭。而且,还到处大抓“小潘复生”,包括另一位省委副书记和省委副秘书长在内,全省因潘受牵连的20多万人。很快,吴取潘而代之,潘被贬为河南黄泛区农场副场长。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二把手”扳倒“一把手”,实属罕见。(潘复生,1908年出生,山东文登人。上世纪60年代中期潘“东山再起”,于1967年3月至1971年8月任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1971年起被免职接受审查,1986年4月在哈尔滨逝世。)


       吴芝圃主政河南后,做了这样几件“大事”:①为了扩大“反潘”战果,搞了“反右派”补课,全省先后累计共划右派7万多人,占全国右派总数的15%,高居首位。②1958年4月1日至9日,毛泽东在武汉召集华东、中南地区省委第一书记会议。在头天的会议上,“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吴芝圃第一个汇报说:河南今年各项经济计划可以翻一番,以及一年完成三年规划的可能性。毛泽东听后不同意其中吴讲的一年实现绿化,问他:你们怎么能一年实现绿化?



       劝他把指标修改一下,规划调整一下。吴同意不提一年实现绿化,一年消灭“四害”(麻雀、老鼠、苍蝇、蟑螂),但还是坚持一年实现“四、五、八”的高指标(详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808页)。③1958年10月19日,《河南日报》头版发表了吴芝圃的一篇文章《哲学的跃进与跃进的哲学》,鼓吹“河南四年实现共产主义”,为当时形势推波助澜。④在吴芝圃的领导下,河南的“五风”(浮夸风、共产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干部特殊化)泛滥成灾,在全国首屈一指。1959年初,商丘地区就最早发生了饿死人现象。⑤1959年8月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之后,吴大吹河南的公共食堂一个也不会垮,召开全省三级干部会议,层层揪斗“小彭德怀”,于是把秋季粮食征购和批彭挂起钩来,“一手高指标,一手右倾帽。”谁要说实话、办实事,谁就是“小彭德怀”、“右倾分子”。1959年秋季河南粮食产量210亿斤,却高估产到450亿斤,超过实产的一倍多……吴芝圃在河南干了这么些事,仍于1960年10月至1966年冬任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平级调动,仍为正部级领导干部)。1960年4月15日,吴芝圃仍荣耀地率中共代表团出国参加芬兰共产党党代会。1961年3月,中央在广州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时为中央委员、中南局书记处书记的吴坐在后边低头不语,毛泽东高声与他打招呼:“芝圃同志,犯了错误,还是要抬起头来。坐到前边来嘛,要看到光明啊!”……1967年10月,吴芝圃在广州逝世。


       最后,再说说信阳地区的情势。时任地委第一书记的路宪文(1919—1993,山西陵川人),紧跟形势,高举“三面红旗”,大刮“五风”,也做了几件堪称“全国之最”的“大事”:①遂平县嵖岈山人民公社的成立,全国第一。②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口号下,大放高产“卫星”,西平县小麦亩产7320斤、信阳县鸡公山公社水稻亩产一万多斤都是最早报道的。③1958年10月,全国土法炼钢现场会在商城县召开,中央冶金部副部长夏耘来主持会议,全国28个省、区的代表472人与会,其间拍摄的《土法炼钢》纪录片在全国上映。十万民工进入我市南部山区大炼钢铁,“村村点火,到处冒烟”,砍光、烧光无数树木、原始森林。④主持批判、排挤说实话、办实事的地委副书记、专员张树藩(二把手)及其夫人李瑞英(地委委员、地区妇联党组书记、主任)等人。张树藩被停止工作,接受批判近半年时间;妻子李瑞英被撤销地区妇联党组书记、主任职务,在省委党校1000多人的大会上接受批判。⑤大搞“反瞒产、高征购”,把老百姓的口粮、种子粮、饲料粮都强行征入国库。从1959年11月起,不少地方的公共食堂都无米下锅,群众只有挖野菜充饥。随之,大批农民群众因缺乏营养而全身浮肿,接着大批大批因饥饿、冻病死去。当时人饿死了不能说因为缺粮,只能说是“瘟疫病传染”致死的……⑥信阳地区饿死人100多万,在全国按地区第一,数量最多,酿成了震惊中外的“信阳事件”。刘少奇后来说,这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信阳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党中央将其定性为是“反革命复辟”、“阶级敌人进行的阶级报复”、“民主革命不彻底”,因而需要进行“民主革命补课”。从此,大批干部被清查、处分。地委9名常委只有二个是“好人”(副书记、专员张树藩,老红军、纪委书记邱进敏)。其他7人分别受到党纪、政纪、法纪处理。第一书记路宪文被“双开”,判刑几年。全地区16个县的书记、县长统统都被抓了起来,其个人与家属开始了长达20多年的厄运。原来准备把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判处死刑(马龙山组织人员把说实话的光山县委副书记张福鸿活活打死),最后由毛泽东改为“死缓”,他说我还从来没有杀过县委书记。全区被逮捕法办的县级领导干部几十人。1979年,河南省委决定对他们实行“三重新”,即:重新入党、重新定级、重新安排工作。原第一书记路宪文重新入党后,被安排担任河南百泉农专校长(副厅级)。其中有的人没有等到“三重新”就早已离开了人间。


“好人一生平安。”张树藩(1918—1993),山西左权人。“信阳事件”后,先后历任信阳、驻马店地委副书记、专员,“文革”前调任北京市海淀区委书记兼区长、东城区委书记、北京市水产局局长、中共党的十二大代表等职。这之后,中央还专门对信阳地区开“政治小灶”——进行“民主革命补课”。为此,中央从各部委抽调几百人,省直也抽了六、七百人,原来地、县、公社各级领导班子几乎“一锅端”,重新换上派来的人。农村10多万基层干部则被集中起来进行“特殊训练”,还调用了部队武装押送,不少干部都被打成“反革命”,又制造了许多新的冤假错案。“民主革命补课”之后,又是“小四清”、“大四清”,接着十年“文化大革命”,政治运动不断,元气大伤,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综上所述,“信阳事件”的发生、发展,不是偶然的、孤立的,而是与当时全国、全省整个大的政治气候分不开的。反右倾、拔“白旗”,刮“五风”、大跃进,高征购、饿死人,全国各地都不同程度的存在,而为何单单河南、信阳、光山最重,这就与所在地“一把手”的综合素质息息相关了,“天使”与“魔鬼”就在一念之间、一步之遥。当时的“一把手”就是“土皇帝”,权力至高无上,说一不二,正可谓是“成也肖何,败也肖何”。


岁月悠悠,新旧更替。“信阳事件”造成的苦难,我们不应忘记;“信阳事件”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认真汲取;“信阳事件”应成为历史名词,今后永远不再发生。


       最后,让我们——


       向千千万万的死难者致哀!


       向那个疯狂的年代挥手永别!


       向那些不顾个人安危、敢于“为民请命”的好人们致敬!



2012年8月26日



说明:


①文中所引用的大多数据摘自李锐同志的一篇文章。李锐(1917—    ),湖南平江人。历任高岗、陈云、毛泽东秘书,水电部副部长、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央委员、中顾委委员等职。


②为了便于读者了解整个“信阳事件”的来龙去脉,特把两篇文章附后:


附件一:张树藩《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


附件二:娄本耀《第一个公社——嵖岈山人民公社诞生记》。


 


 


 


 



附件一:


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


张树藩



       信阳地区位于河南省东南,与湖北的孝感、黄冈和安徽的安庆、六安、阜阳五个地区接壤。该区有大约一半的面积曾经是大别山、桐柏山老革命根据地。这里是河南省的重要粮棉产区,还盛产茶叶、木材、毛竹、油桐、药材和猪鸡鱼鸭等,素有青山绿水、鱼米之乡的美称。


       就是这样一个美丽富饶的地区,在50年代末的“大跃进”期间,由于浮夸风、“共产风”的肆虐,竟然造成大量人口的非正常死亡,成为举国震惊的“信阳事件”。


       事件发生时,我任中共信阳地委副书记、行政公署专员,经历了事件的全过程。虽然过去了三十多年,但这一和平时期的血的教训,无时不在我的脑海中翻腾激荡。



    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和大炼钢铁现场会


 


       1958年春,信阳地区的遂平县嵖岈山群众为了兴修水利,要求把几个高级社联合成一体,我们地委同意了群众的这个要求。当时取名叫集体农庄,学苏联的,实行领导、计划、分配、财务四统一。不久,毛主席提名叫人民公社,嵖岈山就成了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到8月份,全地区实现了公社化。


       在1958年夏收中,当时在嵖岈山人民公社坐阵的遂平县委副书记赵光,将一块亩产四五百斤的小麦浮夸成3200多斤。随之,西平县城关公社出现了亩产小麦7320斤的更大浮夸典型。他们是把多亩产量集中起来谎报的,当时我就不相信。地委书记路宪文跟我说出现如此的高产典型时,我说那是胡说八道,根本不可能。我想一亩晒场能晒多少,怎么会一亩产几千斤小麦呢。于是地委就派一位副秘书长到西平县实地调查,回来说是真的。然后我亲自到现场察看,证明并不真实。就在这时,继《河南日报》之后,《人民日报》也大登特登亩产几千斤的消息,还发了“号外”。从此以后,谁要说是假的就挨批斗,全区为此挨批斗的人大约有12000多人次。于是浮夸风越刮越大,信阳县有名的鸡公山公社浮夸到亩产万斤水稻,有个别的地方浮夸说亩产几万斤,还出现亩产几十万斤的大典型。不过,1958年毕竟是大丰收,虽然由于大办钢铁等误了农时,没能及时收割,损失了10%左右的粮食,但群众生活没有出大问题,这年全区完成征购任务16亿斤。


       在当年的大办钢铁和工业运动中,同样是浮夸成风。且不说炼钢的质量根本不行,数量也都是假的。许多地方把日产几百斤说成几千斤,商城县更绝,竟浮夸成日产6000吨。为此,中央冶金部在商城开了一次全国大炼钢铁的现场会。事先我也去商城看了一次,认为是假的,有的小土炉一天费很大劲才能炼出几十斤,好的也仅是二三百斤。回到地委,我就和路宪文谈了我的看法,并说这样下去,我们会犯大错误的。路当时对我的看法不同意,并说群众运动,气可鼓而不可泄,你看消极面太多了。所谓“看消极面太多”,就是我看到有些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随便打人,将山林松木乱砍滥伐,砸群众的锅来炼钢等做法,深感不安,认为得不偿失,并预感到要犯错误。


       到1959年,信阳地区出现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灾,一百天不下雨,秋粮眼看着大面积歉收或无收。当时地委几个书记分工,我主管农业、政法、财贸三条线。为了让全区各县市领导认识问题的严重性,我在8月初召开了一个各县市有关负责人的会议,让大家实事求是地估计秋收形势,认识灾情,及早采取措施如多种蔬菜等,将灾荒消灭在春节之前。但这个会议事先未经地委讨论,有些人就有了看法。不久,省委要召开贯彻庐山会议精神(反彭德怀)的会议,地委让各县报秋收预产。地委办公室汇总后,召开常委会讨论。当时地委9个常委中,8个人认为1959年农业生产比1958年丰收,是特大丰收年,因为根据各县市预报的粮食产量是72亿斤,而1958年不过56亿斤。我在会上谈了和大家完全不同的看法,认为今秋是个大歉收年,全区总产大概就30多亿斤,最多超不过40亿斤(后来证实只有20多亿斤,我说的也多了)。



     “反右倾”使“左”倾错误变本加厉  



       8月底9月初,省委召开贯彻庐山会议精神的扩大会议。在会议开始时,省委让各地市委书记预报秋收产量。路宪文不去,让我去参加。我先将地委集体讨论定的72亿斤总产说了,接着谈了我在地委常委会议上谈的意见。这便引起省委对我也有了看法,第二天就问路宪文说你们信阳是怎么搞的。路宪文向我问明情况后很不高兴,马上召集在省里开会的各县、市委书记,让重新报产量,各个县市委书记开始都低头不谈,在路宪文一再逼迫下,才说:不是在家里都报过了嘛,还报什么?路说,有人可不是这么认识的。这很明显就是要发动大家把矛头对准我了。当时我不管怎么样,又在会上谈了我的看法,并提出我们共产党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实事求是,虽然这次省委扩大会议是反右的,但不能因为怕反右就不实事求是。我说完后,县市委书记没有一个说话的,可见大家是了解情况的,只是不敢说实话而已。随之扩大会议按省委意图要各地市找右倾典型,展开批斗。尽管省委已把我定成严重右倾分子,可批斗就是发动不起来,没有一个对我批评的。路宪文无奈,抓住一个说过点实话的平舆县长曹明展开了批斗,这也算信阳地区在扩大会议上找到了一个所谓右倾分子。随即撤销了曹明的县长职务。


       扩大会议后,我回到地区抓秋季粮食征购任务。省委仍按1958年大丰收的标准征购,我们地区又完成了16亿斤,将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都交了征购。秋收刚完,很多地方群众就没饭吃了,开始出现了逃荒要饭的现象。很多食堂开不了伙,群众无奈,就在家里煮红薯叶、野菜充饥。干部发现后把他们的锅给砸了,群众就外出逃荒。地委认为这是破坏“大跃进”,就让各县市在各路口设岗拦堵群众,不准外逃。当时地委不仅没有认识问题的严重性,反而认为是有人将粮食瞒藏起来了,于是决定在全区开展反瞒产运动。


       我分工到西平、遂平两县开展反瞒产工作,先到西平县安排了一下,即到遂平县。县委正在召开全县生产队长以上干部会议,进行反瞒产动员,然后讨论报瞒产多少。我参加了会议,看到很多人都低着头一言不发,即感到其中大有问题。于是我就下到两个公社看了一些生产队的群众生活,确实已经没有粮食,仅吃点红薯、野菜等,不少群众脸上已出现浮肿。我看到问题很严重,当天晚上就回到县委召开常委会议,提出了征购已透底,人民生活无着落,已出现浮肿和外逃现象,不要再逼大家报瞒产了。我说,瞒产可能有,但当前急需安排好群众生活问题,然后有什么问题再解决什么问题。我知道他们县超征购了700万斤粮食,就让他们先拿出这些粮食解决群众生活问题。有人提出动用国库粮食需请示省里批准,我说来不及了,等请示批准后再拿出来会饿死人的,你们不要怕,一切问题由我负责。我跟县委商定后,一方面让我的秘书余德鸿给路宪文写报告,一方面开仓放粮安排群众生活,使这个县基本上没有饿死人。后来戴帽批斗时,这就成了我的一大罪状,余德鸿同志也受牵连挨了整。


       其他县的情况就不同了,都说反出了瞒产几千万、几亿斤不等的粮食,还召开了一些现场会。如鸡公山公社现场会,在场里圈着很多所谓瞒产粮食,其实就上边一层稻子,下边全是稻壳子,完全是弄虚作假。类似这种情况在很多地方出现,这就不可能不把群众置于死地。群众写信到省委,被转回地委让严肃处理,结果有的被逮捕法办了,有的党员被开除了党籍。光山县某地有个农民找医生看病,医生说这个病好治,有两碗粥就好了,因此将这个医生逮捕法办了。信阳县委有一个纪委干部看到饿死人的严重问题,给省委写信反映情况,受到留党察看处分。当时路宪文在省委支持下,为了不让干部群众向中央写信反映情况,还专门开会让各邮局把关,凡是反映情况的信一律扣压,后来统计被扣压的信件达12000多封。即使如此严格限制,还有人跑到许昌地区向上寄信。有一个党支部(哪个县哪个村记不清了),23个党员饿死了20个,剩下的三个党员,给省委写了一封血书,请求省委救救他们村人民,此信也被省委秘书长戴苏理扣压并要查处。


       在群众已处于死亡线上的情况下,不少地方开始杀牛吃。当时我虽然已被列入地委常委的批斗对象,但还未停止工作。在批阅公检法送来的案件时,看到群众杀牛的案子我就深感问题的严重,开始批了几件都是从轻处理的。到1959年10月,杀牛吃的越来越多了,尽管报告上写的杀牛人都是如何坏,还给加了“破坏社会主义”、“反对大跃进”等罪名,可是我清楚地知道这都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不得不干的。从此我就不再批处这类案件了。


       贯彻庐山会议精神的省委扩大会议后,原来进行的包工包产试点也被批为右倾。这本来是地委农村工作部长延炳玉布置各县搞的,现在不认账了,把责任都推到下边。为此将息县、淮滨等数县农工部长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曾让副书记张福鸿到一个生产队搞包产到户试点,到反右时,马不敢承担责任,说是张自己搞的。张不服,坚持说是马书记派他去搞的。就这样马龙山为了杀人灭口,就在县委扩大会议上发动批斗,将张福鸿打死了。然后说张畏罪自杀,立即埋掉了。



     大量饿死人的情况震惊



       由于我在地委常委批斗会上一直拒不认错,常委们就给我总结出了四条“严重右倾错误”:


       1.把1959年的特大丰收说成大灾荒年。不仅在地委会议上说,到省委扩大会议上还坚持己见,并在县市委书记会上反右倾机会主义、批判彭德怀时,还提出要坚持实事求是。


       2.在8月份召开生产救灾会议时,把灾情讲得那么严重,否定了“大跃进”的大好形势。


       3.到遂平县进行反瞒产工作时,不但没反出一斤粮食,反而不请示报告省委,私自动用国库粮700多万斤。


       4.对干部的干劲不是鼓励,反倒诬蔑说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的作风。


       路宪文带结论性地说:你老张每次下乡,回来都向我说消极方面的问题,对1958年小麦亩产3200斤和7320斤你不相信,对大办钢铁也不相信下边报的数字等等,这不是右倾又是什么?我劝你要老实检查,从此你也不要工作了。


       此后,我除参加地委和专署党组组织的大小批斗会外,就是在办公室看书报。地委、专署召开的一切会议不仅不让参加,会议的文件也不让我看,什么情况也不知道了。我的秘书余德鸿也因同情我的观点而被撤职批斗,从此再没有一个人敢接近我了。但在专署党组扩大会议上可以看出,没有一个人是在真的对我进行激烈批斗,大都是轻描淡写地提些鸡毛蒜皮的小问题,没话找话,应付了事。实际上,绝大多数人是同情我的,事后证明也确实如此。


       有一天,余德鸿从我办公室门口路过,我看到了叫他进来,他很害怕不敢来。我说小余你怕什么,不是也和我一样了吗?进来谈谈话也好嘛。余进屋了,我问了他一些情况。他说他已被撤职,也没工作可做,半个月就回淮滨县老家两次。我问他两次回家干了什么,他说,第一次回家是埋大爷大娘的,第二次回家是埋父母的。我问怎么半个月内四个老人家全去世了,是什么病死的。余说是瘟疫传染的(当时饿死的人统统说成是瘟疫,不能说是饿死的)。这使我感到问题更严重了,因为我知道余秘书的家还算是比较富裕的。于是我又对余说:事到如今,你对我还不敢说句实话,他们到底是怎么死的?这时余的眼泪流下来了,哭得说不出话来,停了一会才说出都是没有吃的饿死的。听后我也难过得掉了眼泪。接着我又追问:你们村饿死多少人?余说他没有多出家门,光知道他们村西头就饿死一半多,有不少户饿死都没有人埋。听到这些情况后,我的脑子像炸了一样。余离开后,我当即跑到地委找路宪文。路不在,主管党群的副书记王达夫在办公室,我就把余德鸿谈的严重问题向王讲了,并请地委立即采取紧急措施挽救。事后了解,地委仍未采取紧急措施,始终不敢承认是饿死的,全区统一口径都说是瘟疫传染而死的。直到1959年11、12月间,在大量饿死人的情况下,以路宪文为首的地委才向省委报告,要了粮食。当时省委并不是不知道信阳地区的问题,省委主管财贸的副书记宋致和就曾在信阳到潢川县的公路两侧看到过几个饿死的人。但那时人人自危,谁也不敢坚持原则,不敢出来为人民说句实话。


       地委召开大、小会议批斗我的过程,也正是信阳地区饿死人最严重的时期。由于我坚持不按省地委要求作检查,不承认错误,批斗了两个月也就停下来了。到1960年2月,大量饿死人的问题总算制止了。路宪文有一天找我谈话,说你从今天起就开始工作吧,未再谈及检讨错误的事,并说中央内务部来了一个处长要到淮滨检查灾情,你可以陪这位处长下去看看情况。就这样,我的所谓严重右倾错误也不了了之,并从此开始了工作。


       我跟内务部郭处长到了息县、淮滨两个县,郭处长看到灾荒十分严重,就问我到底饿死了人没有。我说有,而且还不少。郭处长问饿死了多少人,我说自己从去年9月底就开始挨批斗,你来了我才开始跟你第一次出门,对全区情况也不了解,只能估计一下,饿死的人可能在20万到30万之间。郭处长一听就感到问题太严重了,只待了两天,就回内务部了。事后得知,郭处长回去后即向部领导谈了我说的话,部领导马上就让他向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汇报。习仲勋同样感到问题严重,又向中央纪委书记董必武作了汇报,董老马上派李坚、李正海两个处长到信阳地区进行调查。他们经过三个月的调查了解,越查问题越严重,最后结论是饿死的数字比我估计的要多好几倍。


       他们将调查结果向省委汇报后,省委不是正视错误,承担责任,而是千方百计地设法掩盖。不仅未对信阳地委严厉批评处理,省委书记吴芝圃还对路宪文说,不要害怕,省委是支持你的。1960年7月中旬,省委还派副书记杨尉屏、李立和纪委书记刘名榜等在鸡公山上召开县委书记以上的地委扩大会议,统一认识,缩小问题的严重性,继续肯定“大好形势”,也就是贯彻省委捂盖子的精神。在这个会议上也说要发扬民主,让大家提意见。路宪文在总结性发言中,也做了一些轻描淡写的检讨,但根本没有涉及到问题的实质。我当时认为,路的讲话实际是表达了省委的意图。


       我在这次鸡公山会议上作了三次发言,以承担责任、严格自我批评的态度,指出了一部分问题的严重性,因此又触怒了省、地委领导。地委路宪文、延炳玉、王达夫、武建华等常委背着我连夜召开秘密会议,作出决定,下一次会议要以批斗我为中心。他们说张树藩要翻案,必须批判。我知道他们又要把矛头对准我后,找到新到省委当副书记李立,谈了我的看法,并揭露了他们的阴谋。李书记对我的处境表示同情并安慰我说,不要怕,你谈的情况我都明白了。我估计李书记随即与杨尉屏、刘名榜等省委来的负责人,研究了我说的话,决定会议不能再转到批判我的问题上了。于是当路宪文等向杨尉屏汇报地委常委已决定将会议转向批我时,杨说不能再批人家了,现在得让人说话。


       这时候,副省长王国华上山来了。他是信阳确山人,老红军,对信阳地区饿死这么多人非常痛心,非常气愤。他在会上指名道姓地严厉批评了路宪文,说张树藩、李瑞英两口子为群众说了实话,你们却整了人家。(我的老伴李瑞英1959年6月1日至7月1日曾带调查组在当时称万斤红旗乡的鸡公山搞经济调查,不但没有调查出亩产万斤水稻的高产量,反而给路宪文写报告要21万斤粮食,安排群众生活。为此,路说她是否定大丰收,为富裕中农叫嚣。在贯彻庐山会议精神后,李瑞英被调到省委党校,在全校学员和省市直理论辅导员一千多人的大会上接受揭发批判,全省出名。省委秘书长戴苏理听说李瑞英不服,十分恼火,说因李态度不好,要加重处分,撤销专区妇联党组书记和主任职务,仅保留地委委员)。王国华的发言对会议震动很大。他是第一个点名批评路宪文的,也是第一个为我们说话的。


       这次鸡公山会议决定逮捕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并要求将其判处死刑,主要因马主持打死了副书记张福鸿。其中的文章事后才看清楚:省委是想用杀马一人表示对信阳地区发生的严重问题进行了严肃处理,还是为了捂盖子(对马定死刑报中央后,毛主席说,我还没有杀过一个县委书记,判死缓吧)。


       在中纪委两位处长把问题查清报告党中央后,毛主席批示说,信阳出的事件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需组织力量进行民主革命补课。于是,中央从各部委抽调数百人来到信阳地区。这时省委才慌了手脚,也仓促组织了六七百人到信阳,全面改组各级领导班子。先派省农工部长赵定远任信阳地委书记,省统战部副部长赵子平任副书记,高祥辉、刘策分任地委组织、宣传部长;中央派的干部分别到各县、社任县委书记、县长、公社书记、主任等。原地委书记路宪文被停职检查,其他副书记、部长靠边站检查,原有9个地委常委仅留下我和纪委书记邱进敏没有动。


       就在地县委彻底改组之时,中央李先念、王从吾、徐子荣和中南局陶铸、王任重两书记,在省委书记吴芝圃陪同下来到信阳地委。地委决定让我负责在第五步兵学校招待所接待他们。就在招待所会议室里坐下喝茶时,吴芝圃说话了。他的原话至今我还记得很清楚。吴指着我说:“树藩同志,信阳地区发生的问题,省委事先一点也不了解,把省委蒙到鼓里了。听说你和路宪文认识不一致,你怎么不找我谈谈呢?如果早找我谈谈,不就避免了发生这样大问题吗?”本来我事先没想对中央领导说什么,但在吴说了这样一番谎言的情况下,我不得不说话了。


       我的原话是:“芝圃同志,你真的一点情况不知道吗?那么地委给我戴上右倾帽子,对我进行几个月的批判斗争,这不是省委批准的吗?否则路宪文他敢批斗我吗?既然是省委批准的,又是根据什么批的,还不就是根据我在生产救灾会议上的讲话,在地省委估产时地委定的高我说的少,反瞒产时我在遂平县不仅没反出瞒产,又拿出700多万斤粮食解决群众生活问题,以及说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打死人是国民党作风等,才给扣上严重右倾帽子进行批斗的?省委批准斗我的根据,不都是我反映的意见吗?芝圃同志,怎能说省委一点情况都不了解呢?对我的批判不都是你的安排吗,我还找你谈什么?”


       这时,我看到吴芝圃的脸红得成了红布,确实相当难堪。我还想再具体谈谈时,陶铸同志阻止我说,不要再往下说了,我们都清楚了,过去批判错你了,我们给你平反,不要再说啦。这样,我也就不说了。


       第二天,吴芝圃和戴苏理到固始县召开了万人大会,宣布原县委书记杨守绩是反革命,并将其逮捕。为什么省委书记和秘书长没经过地委亲自到县里逮捕杨守绩呢?就因为杨在1959年群众开始发生浮肿病并有人饿死时,未经地委同意就给省委写了一个报告,反映了真实情况,要求拨给粮食,解决群众生活问题。这显然又是为了捂盖子、掩盖省委错误而采取的行动。


       这一时期,全地区县市委第一书记被开除党籍、逮捕法办的就有8人,其余县市委书记统统被撤换。农村10多万基层干部则被集中起来进行“特殊训练”,还调用了部队,用绳子将他们一串串拴起来,武装押送。这成了一次全面彻底的大夺权。



       这么多干部怎么会都变成了反革命,怎么能如此残酷地镇压呢?我想不通。本来地委决定让我负责抓民主革命补课运动的,由于我感到这样做不对头,就拒绝担任此职,并在地委常委会议上忍不住大哭起来。我边哭边说:我在信阳地区工作十几年,和广大党员、干部有着深厚的感情,我弄不清那么多人怎么都变成了反革命。我和他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要我领导去整他们,我确实下不了手,还是让我主管生产救灾工作为好。事后,就因为我没有服从省地委决定,还提出不要这样整干部,在运动初期划“三种人”(明白人、犯有严重错误的人、糊涂人)时,把我划为“糊涂人”,那些自己应对信阳事件负责、事后却大整基层干部的人倒成了“明白人”。我虽不服气,但心想随你们划吧,历史最终总会是公正的。



      某些领导干部实在是愧对人民啊



       信阳事件的发生,与此前河南省开展的一些错误的政治运动有很大关系。1958年,河南曾发生过震动全省的“反潘杨王事件”,在省委第二书记、省长吴芝圃等人的主持下,把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副书记杨珏、副秘书长王庭栋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还在全省到处抓“小潘复生”,“插红旗,拔白旗”,批斗了一大批说实话办实事的党员、干部。这些极左的做法使人人自危,党内生活极不正常。从此,很多人都瞪着眼说瞎话,浮夸风、“共产风”、一平二调风,特别是干部的强迫命令、瞎指挥风,就大刮起来了,根本不管人民的死活。我记得在1958年秋省委扩大会议上,吴芝圃在报告中讲到一个故事,说历史上有一个人手执宝剑,指石为金。同时又说,过去人们说巧媳妇做不出无米粥是错误的,现在巧媳妇就能做出无米粥。就是这样一些异想天开的宣传鼓动,把本来已经完全脱离实际的“大跃进”又推向了高潮。


       这就是造成信阳事件的根本原因所在。其实不止信阳,全省各地都有饿死的人,只是信阳更多一些。因此,信阳事件,实际上也是河南省事件,以吴芝圃为首的河南省委应负主要责任。


       吴芝圃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老同志,长期当中学教员,抗日开始就参加部队工作,在新四军四师当政治部主任。他对地方工作是外行加个人主义,再加上用人不当,把品质恶劣的人用作高参,终于造成大错。本来吴芝圃在河南威信是高的,经过反潘复生之后,威信就大大降低了。群众说,“跟着潘复生一天吃一斤,跟着吴芝圃吃了不少苦。”这种民谣不少,说明谁是谁非人民看得最清楚。


       从信阳事件中可以看出,我们的广大人民群众真是太好了。当时信阳地区饿死那么多人,并非没有粮食,所属大小粮库都是满满的,但群众宁可饿死,也没有抢过一个粮库。这证明与共产党血肉相联的人民是多么听话,多么遵纪守法,多么相信党。而我们某些领导干部,实在是愧对人民啊!


1993年定稿于病中


(原载《百年潮》1998年第6期)



       张树藩(1918—1993),山西左权人。“信阳事件”后,先后历任信阳、驻马店地委副书记、专员,“文革”前调任北京市海淀区委书记兼区长、东城区委书记、北京市水产局局长、中共党的十二大代表等职。






附件二:


第一个公社——河南嵖岈山人民公社诞生记


娄本耀



       1958年4月中旬小麦变黄的时候,河南信阳地区专员张树藩到遂平县参加遂平县嵖岈山下宋水库竣工大会。当时遂平县委领导大都下乡了,虽然就我一个人在家,也只好陪同张专员赶往下宋水库施工现场。我们晌午时分走到玉山,在玉山吃了一顿“凉面条”,休息一会儿,下午赶到水库时天已经快黑了。


       下宋水库建设指挥部设在水库下面的几所老房子里,整个水库建设由副县长时法周负责。时法周请张专员和我讲话,我说:“让张专员讲讲就行啦,我不讲了。”晚上召开大会,电影队先放了一场电影,然后由时法周主持会,张专员讲了话,表彰先进,发发奖。当时,我没到会上去,我是负责抓“农林水”的,陈丙寅是遂平县委农工部副部长,在鲍庄驻队,我想了解农业生产的情况,就让鲍庄乡的党委书记于慎江将陈找来,询问农业生产、分配、计工分等。俺俩正在屋里说话,张专员从大会上回来了,于是借这个机会就向张专员汇报了当时的农业生产情况。


       陈丙寅一下子汇报了农村在发展林业、水利、畜牧业、开发矿产、搞好多种经营、共同发展等六个方面存在的突出矛盾。在这六个矛盾中,我最关心搞水利遇到的矛盾。这些矛盾乍一听一大堆,我猛然想起在此之前遂平县委传达学习的中央成都会议精神。会议上有个文件叫《关于把小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认为:“中国农业正在迅速地实现农田水利化,并将在几年内逐步实现耕作机械化。在这种情况下,农业生产合作社如果规模过小,在生产的组织和发展方面势将发生许多不便。为适应农业生产的需要,在有条件的地方,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有计划地适当地合并为大型的合作社是必要的。”这份文件还分析了农田水利建设等对于扩大合作社规模的需要,提出了把小型农业社合并成一乡几社规模的大型合作社的意见。另外,毛主席也曾经指出过:“小社人少、地少、资金少,不能使用机械,可以一乡为一社。也可以几乡为一社。”联想到嵖岈山附近的土山乡、杨店乡、鲍庄乡、槐树乡都属于遂平县第三区,恰是人少、地少、资金少,于是我对张树藩说:“张专员,土山、杨店、鲍庄、槐树这四个乡恰好是原来的老三区,在老三区上建一个大社,要是一合成大社,这六个矛盾不就解决了?大家都合到一起了,统一分配,不就没有矛盾了?”张树藩说:“有道理。”我说:“四个乡合成一个大社,高级社变大队,乡变成区,原来的组织不动,生产形式上统一计划,统一管理,这样有利于生产。”张树藩说:“天晚了,明天再细研究吧。”


       第二天,陈丙寅把四个乡的书记、乡长通知来,大家一块讨论并大社的事。一些得知消息的群众也来要求成立大社。我和陈丙寅把所讨论的情况向张树藩作了汇报,要他表个态。张树藩说,需要请示地委。我当即就拨通了地委的电话,接电话的是地委副秘书长雷玉简。我说:“我找地委路书记,张专员有急事汇报。”随后,张专员向路宪文书记汇报了六个矛盾和酝酿成立大队的情况。路书记说:“群众有要求,就按上级文件办吧。”


       4月18日晚上,杨店的很多群众又来要求成立大社,张树藩于是向群众宣布地委已经同意成立大社,至于组织形式当时没有定。我和陈丙寅商量:“一个大社几万人,吃、住、行都得考虑哇,是不是就按中央有啥咱有啥,设立政权组织形式,设立公安、民兵、农业、司法、多种经营等一些部?”陈丙寅是县委农工部副部长,是不是就当大社的党委书记?钟清德是个劳动模范,是不是就由他当大社的社长?四个乡的党委书记当大社的副书记,乡长当大社的副社长,原来的乡变成管理区,原来的高级社变成大队?这一系列问题当时并无定论。县委书记蔡中田、地委秘书长兼遂平县委副书记赵光从常庄赶到杨店后,大家就在一块讨论组织机构问题,决定:大社的名字就叫“嵖岈山大社”;陈丙寅任大社的党委书记,钟清德任社长;成立农业部、工业部、交通部、财经部、内政部、林牧部、劳动福利部、文教卫生部等八个部;四个乡的书记、乡长任大社的副书记、副社长……4月20日在杨店召开大会,由赵光宣布了大社的组织机构。


       大社算是正式成立了。后来,有人提出“嵖岈山大社”这个名字还不够好,是不是改一改?由于当时强调向苏联老大哥学习,苏联有集体农庄,咱是不是也叫集体农庄?1957年苏联曾经发射卫星成功,有人就提出是不是再加上“卫星”两字?这样,经过大家讨论,决定把嵖岈山大社改为卫星集体农庄。


       1958年农历五月下旬,省委突然通知我去郑州向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汇报建大社的情况。当时参加汇报的还有豫北的史来贺,他是去汇报棉花生产情况的。


       我向谭书记汇报了建大社的过程,他听完后说:“你们成立八个部是政社合一呀!巴黎公社也是政社合一,你们和巴黎公社差不多呀!”我说:“俺想的是叫卫星集体农庄。”谭书记说:“你们不像集体农庄,苏联是叫集体农庄,但你们不是。苏联的只是经济,不包括政权,你们像公社的形式,公社才是政社合一,苏联的集体农庄不是政社合一。”我说:“那俺也叫公社不就行啦。”于是我连夜给县委办公室主任高运坦打电话,让他通知把卫星集体农庄改成卫星公社,同时让全县其他几个农庄也改为公社。


       第二天,当史来贺根据谭震林的建议来遂平参观学习时,我们已经换上了“卫星公社”的牌子。再后来,红旗杂志社副总编李友九到遂平搞调查研究,在他建议下,经过讨论,定名为嵖岈山人民公社。嵖岈山人民公社就是这样诞生的。



(原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编》一书)


本网站由阿里云提供云计算及安全服务 Powered by CloudDre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