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银洲:出走新里镇

2016-12-25

淮滨县的三个乡镇,邓湾、马集,新里呈“>”形状分布,邓湾在下,新里在上,马集居中。谁也不会想到,痴呆老人孙其保会穿过繁华的马集镇,跑到偏远的新里镇。

孙其保说老也不算太老,他大我五六岁,尚未古稀。不过,一个甲子的智障折磨,使其苍老得与实际年龄极不相符。他是在患上轻度老年痴呆症后,亲戚们怕他走失,才和村官一起,把他送到乡政府养老院的。

早在四十多年前,我与孙其保是我们生产队挣工分排名前二的社员。白天我们一起干活,夜晚,又一起到偏远的地儿“护青”,冬天,生产队的牲口集中喂养,我俩又一起当饲养员。可以说,我和他每天都有工分挣。在我们村庄,别人都躲着他,嫌他脏,但他们却忽略了他的两大优点:胆大和听话。“护青”时,老坟地他都敢睡。那时农户的猪都是散养的,半夜到地里偷吃庄稼,都是我下令孙其保将它们赶走的。简言之,我和孙其保的关系就像笛福小说中的鲁滨逊与星期五的关系。

孙其保小名叫“碾子”,事实上,没有人知道他叫孙其保,只是在他失踪后,要用他的身份证上的照片来印发“寻人启事”,大家才想起他的大名。孙其保五岁那年,患了一种名叫“急惊风”的夺命症,被一个姓刘的医生扎了一针,就成现在这样了。也就是说,孙其保并非先天性智障人士。

好了,现在回头来说孙其保出走失踪之事。我们乡公立养老院的老年人现在基本上是不能随便出入的,几位身体较好,头脑清晰的老人负责做饭和购买食物,比如,面条,馍,油盐酱醋等。那天,有两位老人去街道上买食用油,他们居然把孙其保也带上了。买了油,两位老人回到养老院才发现孙其保并未跟在后面。

两位老人随即去邓湾十字街寻找,哪里有孙其保的影子?找了半天,终无所获,只得向民政所报告。民政所领导迅速与村支书取得联系,两人分别驾车,顺公路寻找,同时,孙其保的侄子侄女们也骑着各自的电驴在周边乡村搜索。然而,两天两夜过去了,仍无孙其保的踪影。

两天之后,孙其保在新里镇被找到后,我事后诸葛亮地长叹一声:原来如此!

那是上世纪70年代初,一个冷清的冬天,我和孙其保正在饲养室清理牛粪,我母亲和孙其保的母亲一块儿来到饲养室,我母亲让我背20斤大米去新里(那时叫新里公社)换红薯。孙其保的母亲让孙其保跟我一起去,她还说,碾子(孙其保)不识数,一切都由我代劳,两家都是20斤大米,换了红薯回来平分。

那时男劳力去兔子湖修水库,我和孙其保都是家庭的老大,这样的话儿理应我们来干。饲养室有四个人,我们经常轮流干私事,当下,我让孙其保拉着饲养室的破架子车,上面放着40斤大米,用稻草盖严实,向新里公社进发。

那天是个阴天,北风呼呼地刮着,我们逆风而行,大半晌了才到新里街上。

在街上换红薯没有在农户家里换来得实惠,而且在大街上交易是有风险的,因为大米是禁止流通的细粮,如果被“市管会”发现,就会被没收。当然,他们会按商品粮的价格付款。这样,我们每斤大米就损失了六到八分钱。所以,我带着孙其保穿过街道,准备到乡下去交换。

大米换红薯,不是因为红薯口感好,也不是因为红薯乃健康食品,而是困难年代的一种生存需求。一斤大米,一个人吃个精光,还不怎么饱,而一斤大米换的红薯,够两个人吃。所以,淮河北岸的人,到潢川境内买来大米,再到淮滨北部或者洪河以北的安徽境内换红薯,这样倒腾全是为了可恶的肚子。

就在我们将要走出街道时,被一个穿蓝制服的“市管会”工作人员盯上了。我们赶紧拐个弯,躲到一个草垛的后边。那位工作人员站在草垛的另一边咳嗽。我紧张得冷汗直冒。这时,我们背后站着一个怀抱婴儿的年轻女人,她对我说:兄弟,快进屋来躲一下。我赶紧让碾子将米扛进那位大姐屋里,我俩躲到她家的小院里,院里有一老妇在洗衣裳。她问:你俩是换红薯的吧?我回答:是啊,你家换吗?老妇说:你问问俺媳妇吧,她当家。

大姐抱着小孩进来,说:“市管会”还没走,说话小声点。

等“市管会”工作人员离开,天已正午。我提出换红薯的事儿,大姐说:已经晌午了,吃了饭再换好吧?俺家也没啥好的,就是蒸红薯。我提议用我们的大米做米饭吃,但大姐认为这是在她家里,应该吃他们的红薯。我折中一下说:那就熬一锅米汤,蒸红薯吧?大姐同意了,她让婆婆抱孩子,到厨房拿了一只铁勺,我打开布袋,她挖了一勺子大米,然后,她又挎了一竹篮红薯,到水塘里洗了,放在锅里蒸。

午饭熟了,婴儿睡了,我们三个人围着小桌,桌上一盆蒸红薯,一盆炒萝卜条,四碗米汤。而碾子这时还端坐在门旮旯里。大姐让他过来吃饭,他只是咧着嘴笑。她悄然问我:他耳朵不好使吗?我说:不是,他有点傻,他爹妈从不让他上桌吃饭,赚他脏。大姐说:哦,哪有这么当爹妈的呀!随即又喊:兄弟,过来一起吃吧!我也说:碾子,大姐让你来吃饭,吃了好回家。碾子这才扭扭捏捏地坐到小凳子上。

这位大姐也就二十多岁,浓眉大眼,面色稍黑,很爽快的样子。虽算不上漂亮,但作为农家媳妇,并不是随处可见的那种“普女”。

吃红薯时,我们都剥了红皮儿,吃里面的白瓤,而碾子连皮一起吃,大姐说:剥掉皮吃吧兄弟,皮给猪吃。说着,还剥了一个大个的红薯递给碾子。

大姐和老婆婆很快吃完了,我也不好意思再吃,而碾子一直把盆里红薯吃光了才住嘴。

这次交易很有“君子之风”,大姐坚持农村价(一斤大米换十斤红薯),我坚持市场价(一斤大米换八斤红薯),执争中,我再次折中一下:大姐,咱就一斤大米换九斤红薯好吧?大姐说:好呀,占你便宜了。最后,我用40斤大米换了360斤红薯。

我和孙其保虽然一个村庄住着,但同桌吃饭却是第一次。他帮别人干活,都是一只大碗,装饭又装菜,独自不声不响地吃。甚至连他亲戚办红白喜事,他去帮忙烧水,打扫卫生,主人家也是不允许他上桌与客人一起吃饭的。通常是客人酒足饭饱离开后,主人家才盛了一汤碗肉,拿了两三只馍给他。如果主人家忘了盛饭,他也不要,默默地饿着肚子,等待下一顿了。

孙其保失踪两天两夜,我也非常着急。但我人在郑州,远离家乡,无法参加到搜寻队伍之中去。我曾想过很多他有可能要去的地方,却没有想过他会沿着四十五年前走过的土路到了新里镇。

当网友在家乡网站发帖,说孙其保已经在新里镇被找到,他在街道上一家小别墅门前枯坐着,身边还放了一堆当地老百姓舍施的红薯,我这才恍然记起四十五年前的那个冬天,我和孙其保,大姐和她婆婆,一起吃的那顿蒸红薯,那可是孙其保变成智障人士后,唯一一次被请上餐桌吃的一顿饭。当然,我已无法确定,这栋小别墅的前身是否就是当年那个农家小院?小别墅里是否住着当年那个正奶着婴儿的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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