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银洲:我与哑巴有个约定

2017-05-12

  “仁者乐山”,总觉得这是个伪命题。凭什么说那些游历名山的都是“仁”者,而我和哑巴以及从未接触过山的中原农人就不是“仁”者了呢?
    其实,我和哑巴也是爱山的,我们曾约定要去大别山的,只是平生没有实现这个远大目标而已。
    哑巴跟我是一个村的。我住村庄南头,他住村庄北头。我小学毕业前,跟哑巴素无来往。只是在我回家放牛之后,才与哑巴有了接触。哑巴不是先天的,在他三岁那年,患病高烧,他妈懂点针灸之术,给他的某个穴位扎针退烧,结果,烧退了,人却哑了,哑的还很彻底,又聋又哑的那种。
    我不知道这位做母亲的当时是何种心情,反正她从此再也不扎针了。哑巴兄弟四个,老大是生产队长,老二是使唤牛的 “鞭头”,老三当兵去了,哑巴是老末。
    那天晌午,我放牛回来,正在往一棵弯枣树上拴那头“老犍”,突然,一个人从背后抱住了我的小细腰。我少年时期很瘦,腰细得如同拴牛的那棵树。从喘息声中我听出来了,这人就是哑巴。哑巴是不适合做秘密之事的,因为他嘴里总是不停地“咕噜”。我当时不知道哪里得罪了哑巴,或者得罪了他当队长的哥哥。但我从记事之日起,没有发现自己与哑巴及其三个哥哥有过不愉快的地方。
    哑巴比我大四五岁,伙食比我们家好,力气也比我大多了。我挣扎了几次,都没能挣脱他的熊抱。我被他一口气抱到他家门口,哑巴踢开门,把我摁在灶门前的土坯上。我莫明其妙地看着哑巴,他却不看我,拿起锅台上一只大瓷碗,掀起锅盖,先盛了半碗肥肉,又掀开另一个锅盖,把米饭装在肥肉上面,恭恭敬敬地端给我。我完全被哑巴的举动弄懵了,他为什么这么盛大地招待我?那年月虽然很难吃到米饭和猪肉,但我对“无功不受禄”还是明白的。我端着堆尖儿的饭碗,张着嘴巴望着哑巴,求一个合理的解释。哑巴当然懂我,他比划着告诉我,他妈走亲戚去了,家里就他一个。他老三寄来一封信,是叫我写回信的。
    哑巴兄弟几个只有老三识字,他写的信只能请别人阅读和回信。我小学毕业,在我们生产队也算是文化人。读信和回信,我勉强可以做。
    吃完一大碗米饭和肉,我以哑巴母亲的口气写了回信,回信并不长,亲爱的儿子,最近还好吧?身体健康吧?工作很忙吧?一切顺利吧?还有此致、敬礼之类的格式占据了大部分内容。折叠好信笺,写好地址,贴上八分钱一张的小邮票,但我和哑巴的交往并没有到此结束。
    这一天上午,我在淮河大堤上放牛,巨蟒横陈的淮河大堤是我们的极好牧场,我们可以把牛绳盘在牛角上,任其在大堤坡地上吃草,而放牛的或割草、或打耳(一种类似冰球的活动)、或闲聊,或睡觉,自由自在。我放牛时常常带着小人书,独自坐在草地上翻看。哑巴来了,手里拿着他三哥的那只信封。
    我想读者应该知道这句话,上帝给你关上一扇门,他必定会给你打开一扇窗。哑巴又聋又哑,但他心灵手巧。比如,编筐打篓,村庄上的人皆比不上哑巴。他这次找我,不是写信,而是让我教他认字,重点是教他认信封上的字。
    哑巴三哥,名叫张春树,与当时一个名人只差一个字。部队的地址是山东烟台某部及番号。我欣然同意,但在教第一个字时,就遇到了难题。山东的“山”,怎么教?山是象形字,本地无山,我拿什么作参照?想来想去,一抬头,与远在数百里之外的黛色的大别山相遇。写到这里,读者肯定要对我嗤之以鼻,大别山?你能看到大别山?你是玉帝驾前的千里眼吗?要知道,现在即使用普通望远镜也看不到大别山了。
    我敢保证我没瞎说。五十岁以上的人都会知道,那时的大别山是可以看到的。特别是雨后,大别山的绵延身姿便会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那高高低低的山峰与“山”字非常契合。于是,我指着远处大别山,教会了哑巴有生以来的第一个字。以后每当他看到这个笔架似的“山”字,他就往南方那片幽深的大别山指。
    在以后的放牧岁月里,哑巴成为我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人。有天上午,我刚要去放牛,哑巴提着一只脏兮兮的军用书包,拦住了我,他“告诉”我书包里装的是白馍。我以为他为了学识字,要在淮河大堤上野炊,就比划说:不用这么着急。他指着南方的剪影一样的起伏的大别山,一通有声有色的比划,我明白了,他是要和我一同去看大别山。这包里的馍就是我俩的干粮。我哈哈大笑,“说”这么远的路,我可走不动。他又比划说:你骑着牛,我牵着牛,累不着你。我“说”:太远了,我们得走三天三夜。“三天三夜”的手语是,比划一个太阳升起来,再比划睡觉,伸出三个手指即可。哑巴会意,摇了摇头,表示不去了。我告诉他,如果去看山,就得坐车,那是要钱的。哑巴将一书包白馍挂在牛角上,忧郁而去。
    这之后,哑巴没有再来找我识字了。我经常看见他提着一只小筐,拿着铲子,在麦地里挖半夏。

   麦收季节结束的时候,生产队的牛开始忙起来,它们要耕作麦茬,准备种黄豆、点花生、插秧苗。牛们耕地,我们就得割草。一天,我背着草筐下地,走到村口,看见哑巴远远地喊我“啊啊啊”,意思是让我等等。我站那儿等他跑过来,他气喘吁吁地”告诉”我,他刚卖了半夏,手里有钱了,咱们坐车去看山吧。我数数他的钱,一共三块五毛九,我又笑了,“说”这点钱是不够的,没有20块钱是去不了大别山的。
    其实,我也不知道大别山到底有多远,通不通班车,坐车需要多少钱。哑巴听完我的“忠告”“表示”等钱攒够了再来找我。
    转眼到了七十年代末,我考上了中师,离开了黄土地,两年之后,我被分配到本乡中学任教。
    那年的秋后,忘了是星期几了,我正在办公室批改作业,突然听见“啊啊啊”的高亢的叫声,这是哑巴出行的符号,我急忙跑出去,看见门岗上的职工小袁拦住了哑巴,哑巴强烈反抗,他用手比划着高度、性别,当然小袁无法看懂,我奔跑过去,把哑巴拉到教学区之外。
    哑巴自由惯了,对刚才阻拦他的小袁非常生气,他“啊啊啊”地表示了愤怒,然后才握住我的手使劲地摇。很快,他转入正题,指着南方大别山的位置,“询问”我:那山咋不见了?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看见那山了。
    我这时才往东南方凝视了很久,大别山确实不见了,过去,它大多时候都像水墨画一样挂在南方偏东的天际。我不知道大别山什么时候消失的,但我知道它消失的原因,可我怎么才能跟哑巴解释清楚呢?
    哑巴“问”我山会移动吗?会像牛一样行走吗?我比划了几下,“告诉”他,什么时候看见那座山了,什么时候就来找我,我将带他去看那座山。我还告诉他,我现在有钱了,每月三十六块五,坐车、吃饭都不是问题。
    但是,哑巴一直没来找我,我知道他再也没有看见过那座名叫大别山的山。上世纪末,哑巴因患胃癌死在那间孤零零的小屋里。我知道这个噩耗,是本家爷们通知我自带香蜡纸炮,于翌日清晨六点给哑巴送葬。说起来,我跟哑巴叫“爷”,我们村庄有晚辈必须给长辈送葬的习俗。
    哑巴已经去世十六年了。我如今也年过花甲,我想,也许十年,二十年后,我会与哑巴爷相会,一同去看那座我们心目中神秘的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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