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彦林:诗人孙毓棠纪事

2018-03-18

孙毓棠十分重视自己的诗歌创作,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是因为其中“蕴藏着一个真实的自己”。正因为如此,他在创作时精益求精,他认为,只有“思想和情绪经过艺术的雕镂、锻炼,才能给你最大的‘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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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耀东先生在《论孙毓棠的诗》中开篇说:“孙毓棠是后期新月社成就最大的诗人。”然而就是这位“成就最大的诗人”,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著作中却鲜有人写到他。

孙毓棠(1911-1985)笔名唐鱼,祖籍江苏无锡,出生于天津,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曾任《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编委会副主任兼《秦汉史》主编,在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先后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英国牛津大学皇后学院和美国哈佛大学求学并进行学术研究,曾执教于西南联大、清华大学历史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1985年病逝。其历史著作十分丰富,然而,他最钟情的却是他的诗歌。

孙毓棠幼年时,举家迁往天津定居。其父原来是位中医师,后来入保定军官学校求学。母亲成长于世代书香的环境中,是位宽容贤惠的主妇。孙毓棠有四位姐妹,他是家中独子。他的外祖父是位翰林,官至礼部尚书,做过光绪皇帝的老师。由于家世显赫,在无锡的老一辈人中没有人不知道“小河口孙家”的。江苏无锡孙家旧宅正门上曾悬有“少宰之第”的匾额。

孙毓棠自幼随着四个姐妹和五个堂兄弟在家塾读书。据说,孙毓棠幼时已能熟诵多部儒家典籍,同时练出了一手具有独特风格的好字。然而好景不长,十五岁时,孙毓棠素有雅量和宽仁之名的母亲病逝,十六岁时,他父亲破产,负债累累,家庭成员四散自谋生路。从此,无锡“小河口的孙家”一蹶不振。孙毓棠几乎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幸运的是他母亲的朋友开办私学——南开中学的张伯苓收留了他,此后,便有了转机。他和同学曹禺通过刻苦学习,一起考上了清华大学。

孙毓棠第一次婚姻是与知名女作家、演员凤子的结合。他们1937年下半年在南京悄悄地结为眷属。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他们在和平无争的情况下,正式办理了离婚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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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凤子分手后,孙毓棠直到1952年3月才与王务灼女士结为伉俪。王务灼女士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系,大学时代曾修过孙毓棠教授的“中国经济史”,对于孙毓棠的学识和风范十分仰慕,经过交往,她终于以身相许。在孙毓棠心目中,王务灼女士是位迷人、善解人意和极具耐性的传统女子。夫妻俩患难与共,其感情老而弥坚。他们育有一女一子,可谓幸福美满。

余太山是孙毓棠晚年指导的一位学生,从1978年开始,孙毓棠指导他学习中亚史和中外关系史,直到孙毓棠去世。据余太山回忆说,从1979年孙毓棠就有意收集过去发表的诗作。1985年1月起,他旧病发作,终于5月初住进北京协和医院,治疗期间,余太山多次探望,并曾多次请求编辑他的史学论文集,但是,他始终没有同意。他对余太山说:“我的论文,质量不高,特别是1949年前写的,当时条件太差,资料奇缺。时隔多年,史学界已有长足的进步,考古工作更是突飞猛进,既无力增补,你看有重新发表的价值吗?”其实,这是他谦虚的说法,其史学上的成就,在当时堪称翘楚。但是,他告诉余太山说:“你如有兴趣,将来不妨收集一下我的诗作。”他说:“一个史学家应该是半个文学家。”

孙毓棠生前曾出版过短诗集《海盗船》(1934年),该书收录诗作21首,长诗《梦乡曲》(1931年)和《宝马》(1937年)。

孙毓棠在清华读书期间就迷上了诗歌。《梦乡曲》是他在清华发表的第一首诗,全诗共有78个诗节,长达230多行,每节由三行组成,有序曲、正曲和尾曲,采用了类似但丁《神曲》的梦幻形式,描写了诗人在一个秋风吹着秋雨的秋夜思索着人生的路途,灯光昏暗中,心境恍惚,来到遍野布满丁香的地方,这里有一片梦样的桃花坞,荷花无数,灰紫色的群山下苍茫大道,“仰首秋风满山,低首是涛涛古涧”,忽然看到一座参天的石门,“我”疑心这是“神祇”“宫廷”,忐忑不安地过溪爬坡,在花团锦簇的万丈飞瀑旁,一位白衣玲珑的丽人在托笛慢吹……

他曾在多家报刊的副刊上发表诗作和译诗。其中诗作111首(据余太山编《孙毓棠诗集》共收109首,另有2首诗作未收入,今发现111首诗作),译诗共20首(其中《鲁拜集》共101节,为长诗,收入余太山编《孙毓棠诗集》,另有2首译诗未收入)。毫无疑问,他是当之无愧的诗人。卞之琳在《孙毓棠诗集》序言中说,“文如其人,人如其文”,似乎也不乏例外。毓棠为人,如大家所见,温文尔雅,平易近人,既有西方所谓古典诗派的节制,又有中国所谓蕴藉诗派的涵养,不急不躁,冷静,稳重。作为诗家,他却像另一个人。他笔下字里行间佶倨不驯,不时涌现失落的迷惘,阴沉的郁积,凝重的色彩,强烈的激情,浩瀚的气势,随处可见“冰山”“大漠”“死海”“黑冰洋”“乱峰”……晚年,他自谈《宝马》一诗创作时曾说:“1936年,当政者对日本军国主义者却只会卑躬屈膝,节节后退,还谰言‘攘外必先安内’,这是卖国罪犯,不是汉唐的后代,炎黄子孙!那时看到这些,感到这些,我心里是悲愤而混乱的。打开案头书,阅读两千余年前司马迁的《史记·大宛列传》,让我怀念我们祖先坚强勇猛,刚正果敢的精神和气魄,在我年青的心中,热血是沸腾的,因此,我写下这篇《宝马》。”他的《宝马》被中国文学史家司马长风称赞为现代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长篇史诗。《宝马》全诗八百多行,该诗以汉武帝时的貳师将军李广利西伐大宛的故事为内容,气势宏大,情节震撼。它力求忠于史实,言必有据,冷峻地揭示了古代群众被奴役被愚弄的命运,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历史诗。其诗化不是靠抒情气息,而是靠把所叙述的史事内在地诗化。采用了相应的诗化的叙述方式。其叙事结构是前奏、开展、高潮和尾声。有效地把历史事实转化为诗歌的叙述,有着独特的艺术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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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毓棠十分重视自己的诗歌创作,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是因为其中“蕴藏着一个真实的自己”。正因为如此,他在创作时精益求精,他认为,只有“思想和情绪经过艺术的雕镂、锻炼,才能给你最大的‘痛快’”。他临终前还希望学生余太山把他旧日的诗作汇集成书,足见他对自己诗作的钟爱了。

孙毓棠病重时,余太山经常去探望,并时常于病榻前请教诸如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等问题。孙毓棠总是缄口不语。孙毓棠在临终前,当时中外关系史研究室郝镇华到协和医院探视,孙毓棠对他说:“余太山老问我人生的终极意义是什么,你去告诉他,人活着的意义和一条狗活着的意义没有什么两样!”

郝镇华如实向余太山传达了孙毓棠的话。余太山多年来一直困惑不解。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科学的发展。他渐渐明白了这个道理。

余太山一段感悟的话也很有意思。他说:“多年来我常因思索孙先生这一番话而不无困惑:按先生的诗歌创作、治学和为人,不难看出他老人家一贯持有一种积极的人生观。这难道竟在临终之前改变了?后来终于明白,我的困惑无非是狭隘的‘人为万物之灵’这一世界观作祟的结果。随着环保意识的加强,以地球上其他生命为友,和平共处的思想正在越来越深入人心。人类已经认识到自己不可能单独生活在宇宙之间,和其他生命相比,也没有什么特别高贵之处。”

但是,假如我们把孙毓棠一生的坎坷经历结合起来去理解孙毓棠的“人和狗一样”的理论,或许你会有新的认识。

1959年,孙毓棠转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研究员,后期他和启功等人一起负责校点《二十四史》《清史稿》工作。相处共事多年,由于启功的书画作品为时人推崇,同事中有很多人向启功求字求画,孙毓棠也十分喜欢,但是孙毓棠从不张口索要。孙毓棠1985年9月5日病逝,启功先生为他的人品、学品而赞叹,更为失去一位好朋友而丧痛。遂作诗《悼孙毓棠先生》:

“精深学养路崎岖,并几丹铅谊最殊。

阮氏焚车我焚砚,短章痛代秣陵书。”

有趣的是启功还在诗前拟小序以说明解释,其序曰:

“虽焚笔砚,不足以报赏音于九地,敬书断句,用通达衷忱。毓棠先生长功一岁,精于中外史地,及经济之学犹有深诣。同在中华书局标点清史稿,时历七载,喜拙书而不肯见索,痛何可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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