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印的作家梦(小说)

2018-06-08

作者:张银洲

“二哥,你就听四弟一句劝吧!你那眼不是瞎了,是‘白内障’!去医院摘除就好了!”我也不知道这是第几次劝二印去治疗他的眼睛了。他坐在小板凳上,两只眼眯起来,不论我怎么说,他都是一声不吭,像一尊雕塑。
我的二哥名叫张二印,我们是同着一个祖父的兄弟。五兄弟,我排行老四,名叫张四印。我大哥叫张大印。我们的名字都是老太爷给取的,每一个人的名字都带有“印”字,意谓将来掌握着权力。可到头来没一个人当上芝麻绿豆官。不过,“文化人”倒是出了两个。除了我,就是二印。
我的这个二哥,爱好写作,自封为“作家”。他从高中毕业到现在,四十年间,从未停止过写作。我现在也喜欢舞文弄墨,就是受他的影响。二印上小学六年级,我刚刚入学,接受启蒙。我们家离学校有三里远,每当下雨,道路泥泞,难以行走,都是二印背着我上学或下学。当然,有人欺负我,也是他出头。后来,他去城里上初中和高中,每周回家,都要教我一首唐诗。下周回来就要考我,让我背诵和默写。现在,我能背唐诗三百首,就是二印那时候教会我的。
我小学毕业回家放牛,喜欢看书的我却买不起书。我就经常去二印家找书看。但二印家也没有什么书,我大伯就把二印学过的课本和写过的作业本拿给我。我就认真选择了二印的语文课本和作文本。看来二印是个细心的人,他学过的课本都像新的一样。我看二印语文课本中的文学作品,看二印的作文。那时候,我觉得二印的作文写得非常好,我看了一遍又一遍。特别是写少年时代的经历,活灵活现,很多场景都是我亲眼所见的。多年之后,二印写了那么多小说,我都觉得不及他初中、高中时期的作文。当然,这是我的错觉,有点像光武皇帝刘秀被王莽追杀时,吃了一碗“麦仁饭”。他后来做了皇帝,总觉得皇宫里的饭菜不及那时的“麦仁饭”好吃。
二印在恢复高考时,进过三四次考场,但都是以差几分而告失败。后来他开始写小说。他写小说时,乡里正在招收民办教师,我去参加考试被录取了。而二印说啥也不去考试,说当上了民办教师就没有时间写小说了。把我大伯气的直跳脚。
二印写的小说我没看过。是他不让我看。他说我小学毕业怎么能看懂他写的小说呢?他说这话我很生气,从此,他写他的小说,我教我的书。我们俩成了“路人”。
二印快三十岁了,还没有对象。不是女人看不上他,而是他看不上女人。准确地说,是他看不上没文化的女人。农村实行土地承包制之后,就不断有人给他“说媳妇”,他呢,也不断地去“相亲”。但每次都无功而返。原因就一点,他不注意女方的长相和年纪,主要关注女方是否会写字。他随身带着纸和笔,见面了什么都不问,让人家写几个字给他看。那时候,农家女子文盲很多,当然,也有个把上过小学的。文盲自不必说,小学生的水平根本写不出什么漂亮的字。他便教训人家:“嫁给我,你必须写一手好字,将来帮我抄写小说稿,我好腾出时间写更多更好的作品。”来相亲的女子便“哼”的一声走了。有嘴巴厉害的女子就嘲笑他:“也不看看你自己多大的出息!一个修地球、捏锄把的庄稼汉,还想娶识文断字的,做梦吧你!”
受到一回侮辱,他便不再相亲了。有一次,张大印的老婆——也就是我大嫂,给他找了一个女孩。这女孩对男人的要求就是能写会算,二印当然相当合适。相亲那天,到处找不到他,后来才知道他跑淮河岸边,面对我国的第三大河,寻找灵感去了。女孩在街上等着见面,急得跟热锅上的蚂蚁一般。大嫂一再挽留,说再等等,有缘分也可能就半个时辰的事。最后没办法,大嫂跑到学校里找我,让我替二印相亲。我当然不愿意,说现在是什么年代,还搞“风雪配”?但大嫂是个泼辣货,连骂带推地把我弄到大街上,让那女孩看了一眼。没想到,女孩看上我了,满口答应了这门婚事。
女孩后来成了二印的老婆——我的二嫂。他发觉大嫂偷梁换柱了,跟大嫂好一阵子吵闹。见到我也是板着面孔,好像她的杀父仇人似的。无奈,生米做成熟饭,二嫂也只有认命,老老实实做了“二印家的”。
二印成天低着头走路,好像丢失了什么贵重物件。我知道,他是在思考他的小说。有一天,他们家都在地里锄芝麻,他一边挥舞锄头,一边思考着他的小说,结果把芝麻全给锄掉了,留下了跟芝麻相仿的“鸡冠菜”。我大伯看见他这样,拿着锄头要打他,他振振有词地说:“一亩芝麻值几个钱?我的小说要发表了,能换来十亩芝麻!”
那时,二嫂还相信二印,认为他真能发表小说挣钱。所以,处处忍让。我大伯不懂什么小说,就觉得二印不务正业。经常气的吐血。我大娘死得早,是我大伯把二印拉扯大的。他就这么一个儿子,现在这样神神叨叨的,大伯伤心透了。
那时候写稿,全是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写,二印的字是练出来了,仿宋字写得很好看。就是小说没长进,写了七八年,没发表一个字。早先,邮寄稿件只需在信封右上角减去一个小三角就行了,不必张贴邮票。但后来这项优惠政策取消了,他邮寄稿子要花钱了。他还不肯寄平信,怕慢,怕丢失。他所有寄出的稿子都是挂号,要两元钱的邮票。就这个小钱,他还得找大伯要。大伯不给他,他就找老婆要。二嫂本来也没钱,就把家里的鸡蛋拿街上卖了,给二印当邮费。大伯知道了就朝儿媳妇发火:“他一个人疯也就罢了,你也跟着疯!当初,叫他考民办教师,他不干。四印考上了,现在转正了,一月一百多!”
二印不服气地说:“一百多有啥了不起?等我的小说发表了,一篇就一千多!”
我大伯是被二印气死的。那天上午,二嫂要生孩子,疼了半天还没生出来。我大伯让二印去街上找个接生婆来。他倒是去了,可他没走到街上,碰见了村里的李会计。会计说:“二印啊,刚才邮电所送报纸,里面夹着你的一封信。”
二印大喜,他知道,能给他写信的除了出版社就是编辑部。他当时忘了自己的任务了,赶紧催着会计去村部拿信件。会计说,他得去乡政府送报表,完了才能去村部。二印就跟着会计去了乡政府。在乡政府办公室,村会计跟一个小干部闲聊喝茶,他也坐在连椅上,喝着茶,看着报纸。聊到中午,会计与小官员握手告别,他也去跟人家握手。然后跟会计到了村部,拿了信件,原来又是一封退稿信。正无精打采往家走,就见五印慌慌张张来找他,说二嫂肚里的孩子憋死了,是个男孩!大伯听说你去了村部,没到街上去,当时就气昏过去了!你还不赶快回家!二印这才如梦方醒,撒丫子往家跑。回到家里,见老婆还气息奄奄地活着,爹已经断气了。
二印哭了一通。我们兄弟几个帮忙,把大伯安葬了。二印就折断了钢笔,说:“以后再也不写小说了。”我二嫂躺在床上弱弱地说:“二印呀,你从此醒过来,我还跟你过。”二印说:“我说到做到,再也不写一个字了。让那些学问都就饭吃吧!”
可狗改不了吃屎,光头强改不了砍树。二嫂满月之后,他又写上了小说。
那天,二嫂去了娘家。二印一个人在家里。他突然觉得一个人好生寂寞。寂寞中他来了灵感:村里一个老头昨天突然死了。这老头并不太老,六十岁。晚上吃了两碗面条,夜里不声不响地死了。活着的时候,老头是村里最会干农活的人。他犁的地不深不浅,不歪不斜,墒沟开的跟木匠打线似的,没一点弯曲;他码的草垛,光溜溜的,像个大馒头,下大雨也不会漏;他撒的种,均匀得如同手摆一样。这样的种庄稼的行家,村里就他一人。一辈子没生过病,到死也不麻烦任何人。相反,那些老干部,没病没灾的却长期蹲在疗养院里。有的人该死了却不让死,靠打点滴维持生命,不知道花了国家多少钱。相比之下,他觉得这两种人,对比十分鲜明,具有典型性和普遍性,有很深刻的主题。于是,一个人不吃不喝,用两天两夜的功夫,写了七千字的小说,取名《两种人》。又用一天一夜的时间改写誊清,就花两块钱寄出去了。
二嫂回来后,发现他趴在小马蹄桌上睡着了。妻子把他喊起来,追问半天,他说了实话:这三天三夜,他没吃没喝没睡,一直把《两种人》写好。妻子生气了:“你说不写了,咋又写了呢?你是想把我也气死吧?”
二印低声说:“这回真的不耽误干农活了,只是没事儿干的时候写。你别生气!”
从此,二印写小说就像当年的地下党。他很低调,对谁也不吹嘘当作家发大财、改变境遇的事了。但实际上,他的心是不平静的。小说先是寄给了《人民文学》编辑部,从此开始了难熬的等待。两个月之后,稿子被退回,他当然不认为是稿子的质量问题,而是怀疑编辑根本就不看他这个人小人物的稿子;接着,他把稿子寄给了本省的大型文学双月刊《莽原》,还在稿件的十二页夹了个细细的头发,以此来检验编辑是否看过他的小说。两个月后,稿子再次被退回来,不过,那根柔软的头发丝却不见了;接着,他又把稿子寄给了本地区的刊物《报晓》。两个月后,又被退回来了。这种降幂似的投稿方式,也是二印的一大特色。他写的小说,全部都是先国级、后省级、最后区级。一路下来,一篇小说要在路上旅游大半年。二印死心了,就把《两种人》放在“已故”的旧稿中,不再邮寄了。
但他并没有就此停笔,依旧按照自己对社会的认知和观察,写着短篇小说。1991年,二嫂再次怀孕,很快肚子就鼓起来了,到临盆前,大嫂组织三嫂、我妻子和五印的老婆,四个人轮流值班,直到二嫂生了个女儿,母女平安。她们四个妯娌组成的“帮生组”才宣告解散了。
女儿出生后,家庭负担重了,二印便写写停停。村里男劳力出门打工,大印也劝他出去打工,可他哼哼唧唧不想去。妻子也不逼他,反正两口子种五亩地,也饿不着冻不着。
1994年,淮河流域连降暴雨,内涝水涌到家门口了。乡政府动员行洪区的村民转移。二嫂抱着女儿上船,忽然想起一个编织袋没带来,编织袋里装着娘儿俩的换洗衣裳。她让二印回家取来。二印回到家,提来一个编织袋,丢在船上。等二嫂到达岗上,住在临时搭建的救灾棚里,换衣裳的时候,才发现编织袋里不是娘儿俩的衣裳,而是二印的小说稿子。二嫂当时就哭了。洪水下去后,二嫂直接抱着孩子回了娘家。
那时候,大哥大嫂还劝过二印,让二印去接媳妇和孩子。但二印说他正在构思一部长篇小说,媳妇娘儿俩走了,正好没人打扰,就推三阻四地不去接。
孤身一人的二印,没有了纠缠吵闹,真是闻鸡起舞,日以继夜,写他的长篇小说。据说,小说写的是我们这个村的村史,名叫《张营村演义》。从解放前的民国35年写到当下。
每每想起当年二印背着我上学的情景,我就生发出一种感恩的和悲天悯人的情感,觉得我们兄弟几个应该帮帮二印。我找过大哥张大印,让他想办法把二印的老婆孩子接回来。我说:“你让大嫂去接吧,她说的媒,她去最合适。”
大印说:“你大嫂去过了,说人家已经走(嫁人)了。孩子也带走了。”
想起孩子要生活在后爹的阴影里,我就想流泪。
那年的春节,我特意割了五斤肉,送给二印。二印接了,连个“谢”字也不说,随手挂在山墙上的一个钉子上。过了年,又过了元宵节,到清明节的时候,我去约二印给祖父上坟,刚到屋里,我就闻到了一股锐不可当的臭味。抬头一看,那块肉还挂在山墙上,上面布满了蛆虫。我一阵恶心,说:“看你可怜,送一块肉,你竟把它糟蹋了!你是生我的气,还是生肉的气呀?”

二印说:“吃肉多耽误时间呀,没有吃面条快当!你要真想帮二哥,就把我写的这些旧作找个门路发表几篇吧!哪怕一篇,我也心满意足了。”
二印知道我们县办了一份文学期刊,名叫《淮风》,我已经在上面发表几篇散文了。所以,他近乎哀求地望着我,等待我的回答。想起当年他不让我看他的小说,到现在求着我看,我又气又好笑。我说:“你拿来吧。”
二印就提了厚厚的一摞稿纸,递给我说:“这是我投出来的质量好的稿子,一共二十九篇,你再筛选一下,好歹也帮哥发表几篇出来。”
第二天,我骑着自行车,把全部二十九篇稿子带到了县作协办公室。县作协秘书长杨先生是我的朋友。我向他介绍了张二印,把杨先生感动坏了。他立即向作协主席赵先生汇报。赵先生批准杨先生找来本县几位有名的作家,搞了个“看稿会”。他们几位作家看了整整两天,每人都把二十九篇小说看了一遍。最后座谈的时候,一致说达不到发表的水平。
杨先生电话告诉我的时候,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对二印说。踌躇半天,我还是决定实话实说。二印听了我的话,也没怎么悲伤,只是淡淡地说:“看来我不适合写短篇,今后就写长篇算了。听说,现在出版长篇小说挺简单的。”
我没有说什么就离开了,俗话说,不撞南墙不回头。二印是撞了南墙也不回头!
五年之后,二印告诉我,说他的长篇小说写完了,四十万字。再修改一下就寄到某出版社去。半年后,我和大印去看他,顺便问他小说的事儿,他说:“出版社太坏了,过去不发表,还有个退稿,现在连屁也不放一个!四十万字,得我几个月抄写呀!”
我说:“现在都用电脑打字了,谁还用手写呀?你要是有电脑,一个稿子,可以一次发给几十家出版社。”
他表示很惊讶,说:“还有这么神奇的东西?得几万块吧?”
我说:“用不了那么多钱,五千块就能买个不错的电脑。”
他说:“五百块我也买不起呀,还是手写得了。”
又过了几年,我也发表了十几篇短篇小说。想起二印,我约兄弟几个去看看他。谁知大印说:“还是别去了,省得他伤心。他去年夏天就瞎了,看不见人形了。”
我说:“怎么会这样?”
一天下午,我还是一个人去了。二印怀抱一根拐棍,正在院子里晒太阳。我走进去,他竟然从脚步声中听出是我 。
看到满头白发,苍老的不像样子的二印,我落泪了。其实,二印刚到六十五岁,却像七十多岁的人了。我哽咽着说:“二哥,你还好吗?”
谁知,他却轻快地回答说:“好好好,不想写小说的事儿了,一身轻松呀!我真恨我的眼咋不早点瞎了呢?”
我问:“二哥难道后悔了?”
二印说:“岂止后悔!我真想把这只手剁掉!现在好了,眼瞎了,手也不用剁了!”
我说:“心中当作家的孤愤平息了,但生活还要继续。眼睛看不见,以后的生活质量就谈不上了。老年人失明的,多数都是白内障。你应该去医院查查看。”
二印说:“我现在挺好的。要是不瞎,我肯定还在折腾。写小说,气死了爹,气跑了媳妇,你想我还能去治它吗?”
我问了他的长篇小说,他告诉我,草稿在编织袋里,想看你拿去看吧!
我提走了那个编织袋。
之后,我们学校的老师都去教导主任家看望他的母亲,他母亲刚做了白内障摘除手术。说是“看望”,实际上是“随礼”。吃饭的时候,我问教导主任治疗白内障的事情,他说他母亲是在县城一家名叫“明仁”的私家医院里摘除的白内障。两只眼睛的手术费花了四千,两个晶体花了八千二。晶体不给报销,手术费报了两千多点,总共花了一万左右。
之后,我看完了二印四十万字的长篇小说,觉得正规出版社公费出版是不可能的事儿。我联系到几家出版社,询问自费出书,他们说,四十万字的小说,需要三万多元。
我把二印的长篇小说打出来,约了大印、三印和五印,也算我们兄弟四个开了个碰头会。我提出要给二印出版长篇小说《张营村演义》和治疗白内障的两件事。这需要四万多元,靠二印根本解决不了。谁知我的话还未落音,三印就跳出来反对:“四弟,你以为俺们都跟你一样,每月都有活钱呀?四万块,每人一万,谁能拿得出呀?”
五印也帮腔说:“俺今年打一年工,才赚了不到两万,一家子就指望这两万块过日子呢!不像二印,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大印说:“要叫我说,帮他出书就算了!出啥书呢?宋丹丹写了《月子》,还不是放茅房里给人擦屁股?”
敢情我大哥看过了赵本山和宋丹丹演的小品了。我说:“好,出书的事儿由我来想办法,就不劳烦大家了。这治疗白内障的事儿,怎么样?治还是不治?”
大印说:“书要不出了,我支持给他治。一万块,每家摊两万五,我是老大,我出四千。你们每人两千好吧?”
我说:“我也出四千,老三和老五,每人一千好了。”
三印爽快地答应了:“一千还差不多,多了真拿不出来。”
五印也说:“我把猪卖了,凑一千吧。”
问题解决了一半。出书的事儿就搁置了。我几乎天天去劝二印,抓紧时间去治。眼睛好了,自己能照顾自己了,我们也就放心了。
二印是鸭子吃秤砣,铁了心了。不论我怎么劝,他就是不去治疗。还说,他这日子过成这样,都是写作给害的。要是眼睛治好了,说不定又要手痒了!
为了达成二印的心愿,我一直在网上寻找便宜的出版商,但都不愿意低于三万。其实,我的钱也很紧张,儿子正在上研究生,我的工资有一半给了他。我妻子也是花钱的货,天天在网上买这买那,另一半工资都进了马云的腰包。
但是,天无绝人之路,我终于找到了一家“印客”,他们要价一万二,印两册出来。说书号是真实的,网上可以查到。于是,我就把《张营村演义》的电子稿寄给了对方。虽然才印了两本,但这已经足够了,多了还没地方放呢!送人吧,真的还怕像白云的《月子》那样给人擦屁股了!
收到寄来的装帧精美的两册书,我立马去了二印家。还没进院子,我就喊道:“二哥,恭喜二哥,你的书出版了!”
二印疑惑地问:“什么书?我有什么书?”看来,他真的把自己写书的事儿给忘了。
“《张营村演义》呀!”说着,我走近二印,把两册书递给他。“这就是你写的《张营村演义》,出版社寄来两本样书!”
二印把书放在大腿上,用手抚摸着。像抚摸着自己的孩子。然后,我看见他浑浊的眼睛里跑出两滴泪来,“啪”地打在书上。我趁热打铁地说:“二哥,你要看见你的书是什么模样,就得跟我去医院!”
二印哽咽说:“四弟,谢谢你!稿费够治眼吗?”
我说:“够了,刚好够!”
二印说:“好,四弟,我跟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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