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戈扰攘时代下的文人情怀

2019-04-29

 来源:谭古论今

阮籍与陶渊明都生活在魏晋这个大动荡,大分裂时期,这期间,政权更迭频繁,战乱纷仍,百姓不堪其苦,文人常怀性命之虞。这个时代,被学者概括为:“在社会上,是一个干戈扰攘的时代,因此,人们都希望从荒乱危殆中解脱而出。在政治上,是一个动荡黑暗的时代,因此,知识分子莫不渴求从政治迫害中解脱而出。在学术上,是一个经学解体的时代,因此,文人无不期求自怪诞的儒术中解脱而出。在思想上,是一个异端称盛的时代,因此,人们都戮力从传统信仰中解脱而出。在道德上,是一个堕落败坏的时代,因此,人们都希求自礼法的桎梏中解脱而出。”乱世造就了阮籍、陶渊明这样的高蹈独立,超脱旷达的名士,也养成了他们嗜酒如命的习惯。借此杯中物,他们洒脱、率真,任运自然之真性情,才能倾泻而出。

先生这样评论阮籍:“正始名士服药,竹林名士饮酒。竹林 的代表是阮籍和嵇康。......嵇康也兼服药,而阮籍是专喝酒的代表。”《世说新语·任诞》中说:“步兵校尉缺,厨中有贮酒数百斛,阮籍乃求为步兵校尉。”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中给自我画像:“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陶渊明之嗜酒,后人尽知:初唐诗人王绩在《醉后》诗中写道:“ 阮籍醒时少,陶潜醉日多。”李白更是仰慕陶渊明的人品和诗作。在《戏赠郑溧阳》中写道:“ 陶令日日醉,不知五柳春。”白居易说:“先生去我久,纸墨有遗文。篇篇劝我饮,此外无所云。(《效陶潜体十六首》)”二人之嗜酒,与他们思想历程的转变有着密切联系。从思想上来说,他们都经历了由儒转道,由昂扬进取到抱朴自守的历程。

最初,二人皆信奉儒家思想,都有着治国平天下的远大理想,以及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然而在现实中,都遭遇了感士不遇的悲凉和无奈。

阮籍诗云:“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读书。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咏怀诗》第十五首),阮籍年少时,即以颜回、闵损自勉,立志成圣贤,名扬四方。壮年时,更期望自己能一鹤冲天,临危受命,慷慨报国,即使身死,也在所不惜:“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驱车远行役,受命念自忘。良弓挟乌号,明甲有精光。临难不顾生,身死魂飞扬。”(《咏怀诗》第三十九首)。“云间有玄鹤。抗志扬哀声。一飞冲青天。旷世不再鸣。岂与鹑鷃游。连翩戏中庭。”(《咏怀》其二十一),诗中豪气冲天,颇有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的气概。《晋书·阮籍传》中写他曾登广武,观楚汉战处,感叹“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阮籍渴望做一番济世安民、名扬青史的事业:“王业须良辅,建功俟英雄。元凯康哉美。多士颂声隆。(《咏怀诗》第四十二首)”

然而现实的残酷使得阮籍后期的思想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曹魏政权后期,政局混乱,曹芳等皇帝昏庸无能,忠奸不辨。正始十年(公元249年),司马氏集团篡夺曹魏政权,发动了血腥的高平陵政变。曹魏大权旁落,司马氏逐渐控制了朝政,“诛夷名族,宠树同己”,杀何晏,王凌,逮捕魏朝诸王公,罗织罪名,铲除异己,导致天下名士减半。在激烈的夺权斗争中,文人名士,常常朝不保夕,有累卵之危。对理想政治的热情逐渐减退。于是他们把目光从关注外界转向关注自我,注重拓展自己的精神领域,向往隐逸逍遥的生活。阮籍成为其中的代表性人物。

陶渊明早期亦颇有大志。研习儒家经典,志在四方。《饮酒》其十六:“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二十九岁时,陶渊明出来做官,任江州祭酒,但当时门阀制度森严,他出身庶族,不甘被人轻视,没多久,便辞职回家。后来州里又召他作主簿,他也辞谢了。安帝隆安四年(400),他到荆州,投入桓玄门下作属吏。桓玄野心勃勃,对摇摇欲坠的东晋政权虎视眈眈,陶渊明便有悔意,他在诗中写道:“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滋?(《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去意已决,隆安五年冬天,他因母丧辞职回家。元兴二年,桓玄在建康公开篡夺了帝位,改国为楚,把安帝幽禁在浔阳。到了安帝义熙元年(405)三月,他改任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的参军,途经钱溪使都,有《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诗云:“晨夕看山川,事事悉如昔”,“眷彼品物存,义风都未隔”,“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他系念着田园,这次没做多久,也辞职了。

义熙元年(405年)秋天,叔父陶逵介绍他任彭泽县令,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浔阳郡派遣邮至,属吏说:“当束带迎之。”他叹道:“我岂能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遂授印去职。自最初入仕至辞彭泽令,其间共十三年。这是他为实现“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而不断尝试、不断失望、终至绝望的十三年。 

现实和理想的巨大差异,不愿与权贵同流合污的高尚人格,使得二人只能借酒来抒发那旷世的孤独与无奈。然而,同样淡泊名利,同样的洒脱不羁,同样嗜酒如命,其中品出的酒味却大不相同。阮籍之酒,常是五味杂陈,苦辣、辛酸、无奈、悲愤,兼而有之,陶渊明之酒,却是饮得悠然、闲适、品尽淡泊、自然之人生真味。深层的原因还在后期环境的不同。

陶渊明诗酒中表现出的是身心合一的境界。身处田园,心安于园林,醉眼朦胧中,那山、那鸟、那草木,无一不蕴含着人生之真谛,欲辨已忘言。而阮籍的身心是分裂的,其身借酒以自保,其精神却处于悬空状态,焦虑孤寂,无处安放,“感慨怀辛酸,怨毒常苦多。”(《咏怀诗》十三)。“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咏怀诗》三)。这也是阮籍诗中无酒的原因。不过,在嗜饮的表象之下,二者也有相似之处,都是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阮籍以酒为幌子,他的放荡不羁,是对世俗权势的抗争,对礼法束缚的一种挣脱。从而使得高标独立之个性,于规范之外,得以张扬。而陶渊明是轻松平和的,于浅斟慢酌中,菊下篱边,临流赋诗,便渐入人生之佳境,个体之生命与自然之美景相融为一,自我本真之面目,得以最大程度的彰显。宗白华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对个性的张扬,以及崇尚自然的价值取向,构成了魏晋独特的玄学景观,对后世文人精神生命的构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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